孙彦红：欧洲“去工业化”势头影响深远

最新数据显示，10月的欧元区商业活动进一步放缓，创下23个月以来新低。其中，制造业企业萎缩程度最深，如果剔除疫情期间的数据，制造业产出下滑速度创2012年以来最快。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而能源进口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欧洲更是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近期，随着能源危机愈演愈烈，欧洲制造业深陷困境，企业减产、倒闭、外迁趋势加剧。有关欧洲“去工业化”正在加剧的讨论日渐增多。

“去工业化”，对于欧洲而言并非新话题。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及其催生的对服务业需求的快速增长，西欧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降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欧盟（欧共体）及其诸多成员国出现轻视制造业的倾向，导致欧洲“去工业化”愈发严重。2007年，除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大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显著低于20%，其中意大利为16%，法国为12%，英国则不足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触动了欧盟及西欧主要国家对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的深刻反思，制造业重受重视，欧盟于2012年发布“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0%的目标。然而，受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冲击，欧盟制造业投资和产值均未明显增加，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未提升，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大幅降至不足15%，2021年略有回升，但仍低于2012年的水平。2019年，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逐步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德国和欧盟GDP中的占比分别提升至25%和20%，其实质是继续推进“再工业化”。

如果说疫情打乱了欧洲“再工业化”的节奏，那么乌克兰危机则直接将欧洲拖入新一轮“去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研发、专业化、质量、品牌、设计、个性化定制等高附加值环节持续夯实竞争优势，一个重要支撑是获得来自俄罗斯的相对稳定、廉价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从而可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加快了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步伐，但是在短期内又无法通过替代进口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致使能源价格飞涨，并快速传导至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存储、运输等诸多环节，大幅提升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甚至出现“开工即亏损”的极端情况，大量企业被迫减产或停产。

至9月底，欧盟范围内的铝、锌、钢铁、化工等高能耗行业的产能已因停产或外迁而萎缩了近一半。同时，一批代表欧洲制造业高端品质的企业也宣布破产或面临生存危机。8月，拥有95年历史、专门生产高端汽车内饰的德国施耐德博士集团申请破产保护，在德国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在此前后，德国知名卫生纸生产商Hackle也申请了破产保护，主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的Bgra则表示正考虑搬离德国。

另据多家机构预测，2023年欧洲或将迎来更为猛烈的破产潮。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IWH）预测，2023年第一季度德国企业破产案将激增。意大利零售商协会表示，2023年上半年该国将至少有12万家小企业濒临倒闭。据安卓信用保险公司估计，2023年荷兰将有超过4100家企业破产，比2022年激增77%。基于此，近日美国投行高盛发出警告称，当前的能源危机令欧洲面临大规模“去工业化”的风险。

考虑到造成这一轮“去工业化”的主因是能源危机，欧洲的应对空间与预期成效很有限。一方面，当前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仍高达往年同期的数倍，欧洲各国政府不具备为企业提供充足能源补贴的财政资源，而且过高的补贴还会推高各国债务水平，易引起债务市场动荡；另一方面，当前濒临破产的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它们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欧洲，通过分散生产维持生存的难度大。当前乌克兰危机局势并不明朗，若俄欧关系不缓和，欧洲的能源危机可能持续数年，“去工业化”势头将难以遏制。

中长期而言，若“去工业化”持续下去，将对欧洲经济社会造成持续打击。首先，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流失可能会重塑欧洲工业格局，特别是，金属冶炼行业急剧萎缩将严重削弱欧洲在一些关键原材料领域的自给能力，而锌等关键原材料短缺将会延缓欧洲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发展。其次，欧洲拥有一大批被称为“隐形冠军”的极具创新活力的中小型制造企业，这类企业破产或外迁将削弱欧洲的整体创新能力。再次，制造业企业破产或外迁不仅会造成直接就业岗位流失，还会波及由其衍生的间接就业岗位，进而放大失业效应，而大规模失业势必会威胁社会稳定。最后，“去工业化”还会逐步削弱欧洲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影响国际市场规则与工业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进而削弱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