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体制谬误令西方国家面临困境

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待了不到7个星期，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她声称要成为现代英国的“新撒切尔夫人”，却以尴尬的辞职收场。人们很想把这次失败归咎于特拉斯的运气不好，或者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人事决定、议会失误和其他什么失误的不幸组合，这些都是约翰逊的继任者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因素。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翻过英国历史上的这一页，让我们希望苏纳克会比特拉斯做得更好、待得更久呢？

然而，有理由相信，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特拉斯运气不好或她所犯的某个具体错误。这个问题可能可以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基础上找到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方面，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普遍需要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这意味着西方领导人应该准备好作出激进的、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明显不受欢迎的决定。领导的艺术总是包括这方面的能力，不仅要考虑下周或下个月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要考虑5年、10年甚至20年后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英国这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现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会鼓励领导人在非常直接的政治利益和考量之下，采取战术性的、视情况而定的临时性决定。如今，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无法忽视公众舆论的持续波动、政治对手的潜在举动、有影响力媒体的立场和“无所不能”的社交网络。

特拉斯显然成了这种战略目标和战术考量之间矛盾的牺牲品。她的内阁宣布打算对最富有人群和大型企业的大幅减税，却没有计划为此买单，在重要的环境问题上立场不明确，此外，作为一个需要连贯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团队表现出的执政能力低得惊人。特拉斯似乎把战术置于战略之上，结果，她既失去了保守党内的支持，也没有从工党的选民那里得到任何补偿。

人们可以争辩说，纵观人类历史，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总是在短期考虑与长期考量之间，在狭隘的部门利益和更广泛的国家利益之间，在各自选区的实际需要和公开的愿望之间受到挤压。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执政的政治联盟几乎都存在脆弱和不稳定性，这类永恒的困境如今变得愈加复杂。

可悲的事实是，大多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仍然存在严重的撕裂。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最近的选举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了这种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甚至是精神的。这种撕裂使当权者过度依赖他们的核心选民和集团利益，这种依赖性几乎排除了任何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中塑造和遵循长期战略愿景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拉斯已经成为西方既有政治制度的“受害者”，体制谬误至少也和她自己的错误一样多。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很快改变。很难相信苏纳克会成为“新的丘吉尔”，也很难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拜登当作“21世纪的罗斯福”来记住。朔尔茨很难超越默克尔或科尔，成为现代德国最受尊敬的总理。受制于具有局限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无法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西方可能会继续回顾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换句话说，西方将继续专注于恢复世纪之初旧有的单极世界秩序，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多极秩序。

若果真如此，前瞻性战略思维的重任将不得不从西方国家逐渐转移到日趋成熟的其他国家。在那些国家，社会不那么撕裂，而且领导人也有能力作出长期愿景和前瞻性规划。（作者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