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孙女在环球时报撰文：我外祖父的中国观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回想50年前的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以及我的外祖父、时任田中内阁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为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而前往北京。那天早上，大平家被紧张、悲壮的情绪和奇妙的寂静笼罩着。同行的还有由大藏省借调担任大平秘书的我父亲森田一。田中首相也在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前往羽田机场。大平出发前，先是替身乘坐的车辆出发，而本人乘坐的车则是在几分钟后才出发的。因为在即将出发去北京的日子里，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大，这样安排是为规避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出发前几天，大平家的宅院被1000多名右翼分子包围，他们与防暴警察对峙，当时只有10岁的我，从紧闭的防雨门板的缝隙中，战战兢兢地看到了这一幕。

在那不久之前，外祖父在外出演讲的电车中对熟悉的记者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一起出行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在反对派的手中。如果上天肯帮助我的话，这次谈判应该会成功。”

出发去北京的早上，我也前往羽田机场送行。东京高速实行了交通管制，警视厅的警车无声地闪着红光给我们开路。路上只有我们一行的车队安静地向羽田机场驶去。那一幕就像电影里的镜头，至今仍印刻在我脑海里。在羽田机场22号登机口前，有很多人赶来送行，甚至包括很多在野党的干部，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就这样总算是向北京平安启程了……当天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听说当天的北京用湛蓝、深邃、透明的蓝天欢迎了外祖父一行。

那么，大平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呢？而这一决定又出于什么考虑呢？一方面，取决于大平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和他战争期间在内蒙古张家口的亲身经历有关。

大平在战争时期，从大藏省借调到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兴亚院”，在张家口支部工作生活过一年半。那时，他目睹了日本军部暴行。我想当时大平就已经萌生了要向中国民众赎罪的念头。战后，他曾说过“如果日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些陆军士兵又会变成怎样，想想都觉得恐怖”。日本战败时，他也没有掉过眼泪。

我想，这点与周恩来总理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的想法是一致的。

而且，大平有“椭圆哲学”。就是说：事物有两个中心，求真之路存在于取得平衡的地方……在大平的政治哲学中，椭圆的两个中心是东方政治哲学的精粹——宜疏不宜堵的“治水原理”和西方政治哲学的精粹——“保守主义哲学”。在酷爱读书的外祖父看来，这种基于“东方与西方”哲学的思考，就是椭圆的两个中心。

在张家口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以经济调查的名义到中国各地考察，他的中国观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那就是，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他还说，日中是“永远无法搬家的邻居”。另外，两国虽然彼此相邻，但完全不同。所以，为了能和睦相处，必须要共同努力。

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接受报纸采访时曾说，“政治家的生存价值，体现在自己已经或即将与国家民族融为一体的时候。恢复日中邦交时，党内有不少阻力，但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是一名政治家！”

大平从成为政治家开始，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这一想法随着田中内阁的上台一下子变得现实起来。因为田中刚组阁不久，周恩来总理便不失时机地发来了访华邀请。但是，当时田中首相在决断前犹豫了很长时间。“如果失败了就必须辞去首相职务吧”，有些前瞻后顾。“没关系！我会负责任的，交给我吧！”大平迫使田中首相做出决断。据说足足花了4天时间才说服田中。

当时，“亲台派”在日本外务省占据主导，大平在其中孤军奋战，他每天都把中国问题专家桥本课长独自叫到房间里，白天反复碰头，晚上换个地方，和法务大臣古井喜实先生又反复研讨。

我认为，日中恢复邦交谈判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国首脑都曾有在对方国家留学、工作的经历。周总理曾从1917年到1919年，旅日2年，其间深刻理解了日本文化。以当时的经历为基础，从1953年起，他就对日本访华团说：“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之后，他又会见了287次日本客人。这大概是表达了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想法吧。听说，田中角荣也在战争期间有过旅华经历。

谈判结束后，田中首相本打算立即回日本。因为他为日本反对势力的动向感到揪心。但是，周总理方面提出希望他去上海。田中首相可能意识到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长在前往长城的车中会谈成效明显，于是表达了“想搭乘周总理专机前往上海”的意向。对于这个可以说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希望，日本外务省也感到非常为难，但最终在周总理的理解支持下，得以顺利成行。原本双方打算在专机上举行会谈，但当时田中首相在起飞后不久就睡着了，据说周总理悄悄地为他盖上了毯子。在洋溢着祝贺气氛的上海招待会上，田中首相可能是出于对大平的犒劳，指名要大平与周总理干杯。结果，酒量有限的大平和同桌所有人依次干杯，干了十多杯茅台酒。在宴席会场，算是挺了过去，但刚回到住处就穿着西装栽倒在床上，听说我父亲费了不少劲才给他解开了领带。

第二天，即将回到日本之际，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再一次紧紧握手。之后，在告别致词结束，周围人群散去，两人即将乘机离开之前，周总理拉住了田中首相，两位杰出领导人的手紧紧相握……这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一幕。

1979年12月7日大平作为首相在北京举行演讲。据说这是外国首脑首次在华演讲，日本全国进行了转播。大平说：“我经常听说，国际舆论担忧我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会导致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我必须说，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中国自己并不希望这样做。日中关系不应该是排他性的。已故前总理周恩来阁下也曾反复说过，各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同中国建立有序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化的庞大事业来看，这是最理想的，也是自然的”。

所以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国民心与心之间的牢固信赖。作为这种信赖的后盾，最重要的是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篇演讲之后的4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

现在的日本政权回到了大平曾引领的宏池会，以岸田文雄首相、林芳正外务大臣为中心。

我衷心希望，今天日中两国朋友，不要被日本右派、厌华派，以及中国短视的反日人士等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对于50年前的原点和原则，须再一次去重温、缅怀。（作者是日本媒体制作人，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