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上合组织持续壮大的动能由内而生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15日至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古城撒马尔罕举行。此次峰会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成员国元首完全以线下模式举行的首次会晤。在俄乌冲突外溢效应持续扩散的背景下，此次峰会除了聚焦地区安全、贸易金融、互联互通、人文合作之外，还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议题，并有序推动扩员进程，相关议程在上合组织发展迈入第三个十年之际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面对大国博弈新趋势和地区安全新格局，西方一些政客学者依附于“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在冷战思维的禁锢下，不断透过“有色眼镜”评判上合峰会及其议程。首先是质疑派，认为上合组织此轮扩员在时间节点上与北约吸纳瑞典、芬兰的“北扩”进程重叠，指责上合组织定位发生改变。其次是唱衰派，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有些矛盾难以调和，不断扩员将影响上合的治理效能。再者是污名派，强行给上合贴上“反西方集团”等标签，臆想上合将构筑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欧亚格局。

应当看到，上合组织的机制发展既源自各成员国的主观积极推动，更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合作催生的客观结果，是各国对上合发展理念、原则目标、合作模式投出的“信任票”。上合组织的发展动能并非基于同盟逻辑或对抗意识，而是源自独特的成员结构、功能定位与合作导向。上合组织的目标愿景并非争夺地区主导权，而是应对成员国、本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面临的安全困境、发展困境和治理困境。实际上，上合组织不会因外部的压力或炒作而随风起舞，其合作吸引力、内部凝聚力、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创新力等内生特质，才是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一是理念创新激发合作吸引力。本次峰会东道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强调，上合组织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其不结盟、开放、不针对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平等和尊重各国主权，拒绝干涉内政等原则以及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多边合作的理念。这些核心原则和理念，正是源于“上海精神”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上海精神”引导下，上合组织在发展规划、机制建设、合作拓展过程中，不以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划线，不搞强制性的责任分摊，不按照国家大小或强弱设定话语权重，不在议题设置和机制设计上搞“主从关系”，不追求替代本地区的其他各类组织或倡议，不倡导建立所谓“志同道合”的小圈子，而是基于“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价值，构筑独特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和治理观，争取成为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典范。

二是独特定位彰显内部凝聚力。上合组织诞生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1世纪初期，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稳定、谋求共同发展成为其与生俱来的定位，这与作为“冷战遗留”的北约存在根本差异。不可否认，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治理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通过签署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一系列文件，成员国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在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公平性的国际秩序，建设和平、合作、繁荣、和谐、可持续发展地区方面达成高度共识，上合“四个共同体”建设蓝图稳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无需通过捏造“假想敌”展示凝聚力，利用“外部威胁”化解内部分歧与矛盾，更无需沿着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争夺势力范围。

三是结构互补凸显核心竞争力。在地缘层面，上合组织通过扩员实现了从“中亚核心区”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的逐步延伸，代表性不断提升。在功能层面，上合组织从单一的边境互信机制拓展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大支柱的综合平台。在主体层面，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等方面各具优势，形成高度互补的成员结构。从结果来看，上合成员国贸易总值20年间增长近100倍，占全球贸易总值的比重从2001年的5.4%增长至2020年的17.5%。2021年，上合成员国（包括伊朗）的GDP总量达到23.5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近1/4。这些亮眼数字背后，体现出上合组织成员优势互补、互为机遇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需求导向孕育持续创新力。基于多元需求的合作导向，是上合组织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针对多边对话需求，上合组织构建了包括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外长理事会等多层定期对话机制。针对地区安全需求，上合组织禁毒中心、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信息安全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机制不断完善，“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也为阿富汗战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经济发展需求，上合组织不但为成员国的经贸合作搭建平台，还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推动方，并探索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乌兹别克斯坦—上合组织工业区等创新合作实体。而针对世界能源、金融、产业格局的新变化，组建“上合能源俱乐部”“上合开发银行”，制定“上合供应链稳定计划”等设想也可能在未来合作中得到关注。

可以肯定，随着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的顺利召开，有关扩员的机制化程序将更为成熟，合作质量和治理效能将继续提升，代表性、普惠性和建设性的“上合大家庭”将更具吸引力，更多的上合共识、上合方案和上合贡献将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