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日本不矫正对华认知，将日益焦虑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两国在1972年构筑的双边关系，维系了50年的和平。但至少在日本，今天说一声“日中友好”其实很难。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72年体制疲劳”，也许，今天我们需要再次确认这个给予我们和平的制度。

50年前的那场邦交正常化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今天，中日两国彼此都成为对方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都享受着这种关系的福祉。1972年，访日的中国人不足万人，但2019年这个数字达959万。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美元，而2021年的这个数字达3714亿美元。到2020年，有11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同年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则超过77万。中日交往2000年，其间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两国关系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与盛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使用“近代化”框架观察中国。在此框架下，日本中国问题学者将中国置于近代化发展背景之下，对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乐观其成。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彼时两国间尽管存在一些摩擦，但均以善意回应善意。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后，“地缘政治学”框架进入日本对华关系研究。地缘政治学往往将现代国家关系抽象为空间的对立与竞争，忽视国际间合作。地缘政治学者在探讨国家间关系时，习惯抽掉历史、文化等因素。这种研究，让国际政治学仅剩下生存空间以及赤裸裸的欲望。在地缘政治学视野下，“中日对立”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中国威胁”成为日本中国研究的潜在前提。

19世纪日本的近代化领先中国，进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如何解读中国发展？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大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不过是展示其本质的一个历史过程。但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的确存在某种焦虑。有位日本学者曾认真研究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还出版了好几本书。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都有一种站在本位立场的“选择性关注”倾向，但那位日本学者发现，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比其他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发展持有更多焦虑与悲观。

当下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存在两种分析框架。第一种是普遍主义价值观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普遍主义报道框架下，中国的进步被忽视，人权问题则受到批评。第二种是地缘政治学的框架。这种框架的结论是“中国威胁论”。受媒体影响，多数日本公众的对华态度日益呈犬儒主义特征。在许多公开场合，“中日友好”成为冷笑、嘲笑甚至不屑的对象。但是，并非所有日本知识精英都认为这是正常状态。一位日本学者曾以“英美鬼畜”为例说，或许某一天，日本媒体中连篇累牍的“中国包围网”文章将忽然消失。我们知道，二战中日本媒体曾称美英为“英美鬼畜”，但“8·15”后的一夜之间，整个日本媒体界对英美的谩骂不见踪影。今天，我们真诚祈望中日关系的“忽如一夜春风来”，但我们更要看到两国关系中的困难，做好克服种种障碍的坚韧精神准备。

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50年间，中国从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弱国”发展到“政治大国-经济大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仍然没有做好接受、容纳的心理准备和制度准备。因此，遏制中国，成为美日等的一个重要政治外交方向。进入本世纪后，奥巴马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拜登则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框架下，最近十余年来，日本媒体不断呼吁建立“中国包围网”“牵制中国”。

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一些中国历史认知则故意被忽略。例如英国经济史家麦迪逊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恢复其历史大国地位的过程。即使在“中国包围网”框架下，日本也有人在发出不同声音。日经新闻曾刊登一篇短文，指出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即与印度并列为东方中心，中国落后西方仅是自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并走向帝国主义之后，在数千年世界史中最多是200年。这篇短文罕见表达了要正确认知中国发展的本质意义。

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困扰当今日本。但日本政治外交将主要精力用于应对“中国威胁”，这种错误认知正在误导整个国家方向。以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战略为例，刻意在供应链中排除中国产品，但这很难获得日本企业支持。因为中国企业已经紧密嵌入全球产业链，摆脱中国产品意味着企业增加成本、降低竞争力，甚至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日本政府如今推行的“中国包围网”，很可能增加民间企业亏损乃至国家负债。岸田首相日前声明，日本政府及民间要在未来3年向非洲投资300亿美元。投资非洲本是好事，但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以对抗为目的，这种投资很难成功。

好的世界认知，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带来福祉；而坏的认知，可能误国，甚至带来灾难。今天日本对华认知背后，存在一种深刻的民族主义焦虑。要克服并超越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种更普遍、更宏大的亚洲想象力。

日本美术史家冈仓天心在20世纪初曾说，“亚洲是一个整体”。在他的时代，这句话仅是美好愿望，但在今天，这个地区的国家与人民在经济上日益高度相互依存。此外在中日之间乃至东亚地区，存在一种关于审美、伦理、社会、生活的普遍共识。这种文化共识，是东亚人民构建共同生活的重要资源。

日本的中国学家，不但对日本的中国知识贡献巨大，而且他们的中国认知也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域外观察角度。本世纪初，日本讲谈社曾出了一套10卷本《中国的历史》。这套书被译成中文，长销中国。在日本读书界，近年中国科幻小说的粉丝剧增，《三体》等小说在日热销，还有日本书店曾设有中国科幻小说专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后，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此后日方也曾邀请中国青年访日。当年，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与家庭交流，也成为佳话。今天，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为构筑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需要重温这段历史，构筑新的高层互信，也更需要千万人的交流实践。（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