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短缺资本主义”到来了吗

近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变化引起颇多关注：1/6的德国人不再一日三餐，7/10的法国人减少果蔬购买，欧洲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攀升，等等。有媒体据此认为，“短缺资本主义”已经到来。

长期以来，困扰资本主义的似乎是“过剩”，准确说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过剩”的常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的积累”，对于下层人民来说，“短缺”是常态，“短缺资本主义”也就并非新鲜事物。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的美国，常年有超过10%的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所谓“短缺资本主义”，实质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疫情冲击下加速发展激化的表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次大爆发。由于西方政府救市比较及时，金融垄断资本并未受到实质性削弱，仍然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西方国家因此无法进行实质性改革，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的持续深化。疫情则进一步深化和凸显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矛盾。

为了更快地追求更多利润，金融垄断资本主导重构了世界生产布局，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并在这个网络中推行所谓的“及时生产”“零库存生产”等理念。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一套高效的供应链支撑之下，这个网络确实可以运转良好。不过，一旦其中某个重要节点出现问题，那么整个网络就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疫情的冲击让这个网络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工厂的停工、运输链的阻滞带来供应链的运转不畅，表现出来的就是各种短缺。

面对疫情的冲击，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的西方国家政府基本照搬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那套政策思路，一方面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是动用财政资金救市。这些政策虽然避免了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但也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进一步发展，政府债务急剧攀升。不少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泡沫超过疫情前，金融市场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同时西方国家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20个百分点以上，超过120%，不少国家的国债利息支出已经和国防支出相当，违约风险不断加大。由于货币超发以及供应链危机，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不断恶化。

上述政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拉大，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中间60%的人。这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恶化种族矛盾，导致西方国家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金融垄断资本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愈发短视、狭隘和僵化，政治极化和政治衰败在疫情中进一步凸显，政治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的政治恶斗、英国约翰逊的辞职以及日本安倍晋三的遇刺，不过是这种危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类似“黑天鹅”事件越来越有成为“灰犀牛”事件的趋势。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危机在疫情中变得愈发严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前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无力解释现实，更无力改变现状，说服力不断减弱，社会认可度不断降低；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出于阶级本能和自身利益必须维护这些思想的统治地位。这种矛盾必然带来西方国家知识界和社会大众中越来越深的文化危机。在这种文化危机中，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他者——移民、俄罗斯，抑或中国，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俄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对俄制裁，美国等针对中国挑起的科技战等，几乎都是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而挑起的国际争端。而且，这种趋势很可能将进一步加剧。

上述危机相互交织，形成叠加和共振，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我们要做好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准备。（作者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