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 李小云：全球发展倡议对于世界的方向性意义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至今已近一年时间。联合国及其绝大多数成员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对此均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该倡议提振了全球发展的信心，提供了有关现代化的新型思考和推进路径。国际主流观点关注该倡议与既有国际发展体系之间在理念、规则、操作模式、项目管理等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上如何衔接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该倡议是对现有全球发展叙事和议程的补充完善，有利于全球共识的重建进而启动新型全球发展进程，助力世界走出可持续发展成果因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复合风险而倒退的泥潭。

回顾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结合国际层面有关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基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和人民在推动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我们认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和践行将对世界产生三重意义。

顺应全球发展范式转型

当今世界正处于从“国际发展”向“全球发展”转型的范式革命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理念与关系上看，二战以来形成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纵向发展援助与单向传授的关系，正逐渐向北南、南南、南北等多维度网络型的水平发展合作关系转型。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设想，即以发达国家为现代化模板、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援助等引导逐渐趋向发达国家的线性现代化模式，逐渐动摇。多主体间围绕可持续发展的互相学习与启发模式逐渐凸显，全球发展的理念、叙事和议程逐渐多元。这意味着发展问题不仅是南方国家独有的，北方国家同样存在。

第二，从机制和实践上看，21世纪以来，广大南方国家对于发展议程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尤其近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起设立一系列新型发展机构和合作机制。这些新型发展合作实践孕育出“不干预他国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互利共赢、互联互通”等新的发展合作叙事、政策和实践，并且均有深厚的国内发展经验支撑。这些新发展叙事的提出和实践是对现行全球发展治理的补充和完善，也意味着发展方案和发展知识不仅源自北方国家，更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内在的发展实践和路径探索。

第三，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等全球性危机的持续和叠加，原有的一些全球公共品供给机制在经历70多年运转后，因机构臃肿等原因面临有效性、灵活性和务实性削弱问题。随之出现了全球公共品供给区域化、俱乐部化、多元主体化等新趋势，导致全球公共品体系代表性不足、权威性折损以及制度建设碎片化等。在此背景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代表的全球发展范式呼之欲出，国际社会期待通过新范式将上述全球共同挑战纳入统一框架加以协调和应对。

由此可见，全球发展范式的生成是人类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新世纪以来既有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经济疲软、气候变化等挑战而变得更加紧迫。只是囿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传统的国际发展体系难以真正推进实质性变革。当此时刻，中国于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在2022年举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提出一系列成果清单，聚焦六大坚持和八项务实领域，这是顺应国际社会需求、助力解决国际困境的主动作为，也是从新型全球治理顶层设计上解决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

促进形成国际发展共识

二战以来国际层面的发展共识和发展议程设置经历了三个阶段变迁。其中，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开始滥觞，并成为战后南北关系的核心议题，追求发展是全球南方新独立国家的共同愿望，而国际社会也通过设立多边、双边和民间发展组织来设计、管理、执行和监测各类发展项目。在此期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还推出四个“发展的十年”，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等推进全球维度上的发展进程。但鉴于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地缘政治竞争，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全球发展共识。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供给日趋疲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进入新世纪，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和各受援国支持、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登上舞台，成为全球首次凝聚发展共识的时刻。国际社会通过八个方面目标的设立，汇聚全球各类资金、人力等资源，推动并监测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发展。在此阶段，全球发展进入某种“黄金期”，逐渐形成由政府、民间和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组成，涵盖全球、区域和国家等不同层面，并建立在广泛协商和共识基础上的全球发展实践共同体。随后，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是这一阶段的延续。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优先”以及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等各种极端政治对立的加剧，既有的全球发展共识面临破产，发展议程不断遭受边缘化和政治化。此前形成的全球发展实践共同体一方面由于传统融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因为官僚化运作等导致行动效率低下，全球发展行动再次进入乏力阶段。

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行动导向”等作为六大核心要素至关重要。根据全球治理三元悖论原则，新型全球治理为了提高执行绩效，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将不得不采取务实方法，着力适当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追求高度规则化和建制化的方式来推动发展。同时，在全球发展治理的代表性方面，中国提出通过自下而上逐步磋商的方式为全球发展进程迅速推进争取时间，采取“先做起来”再“通过实践逐步完善”的“干中学、学中改”渐进式方法论，通过早期成果的获得为国际社会注入发展信心、摸索发展路径、完善发展治理。

推动发展知识体系创新

发展作为一种现代建制，不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实践创新，还伴随着发展知识的演进。现有国际发展范式的危机，从根源上是现代发展知识体系过于单一的深层危机。最为经典的发展知识，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早期社会科学大师对于西方原初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研究，由此他们提出诸如市场、社会分工、理性、异化、阶级等经典的发展学概念，用以解释、引导与预测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全球拓展，尤其伴随海外殖民体系的建立，以西方为主体的发展知识体系随之扩展，出现了研究海外殖民地社会经济状况的人类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在此期间，后来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动力和能力等问题，还不在关注范围之内。

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知识体系伴随二战后去殖民化的过程而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实践载体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体系，最典型的发展理论包括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以世行等国际金融多边机构为实践载体的新自由主义等。此后，伴随以拉美、非洲、亚洲等发展实践为基础的依附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等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开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发展理论又出现文化转向，对社会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

可以说，发展知识不是一个系统和内在一致的体系，而是一个繁杂、包含众多思想流派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主流学科内均有涉及的知识领域。但总体来说，不管笃信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以批判为使命的依附理论，或是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本质上依然是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发展的知识体系，或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为何发展乏力的预防性解释，而对自身如何理解发展、如何推动发展以及如何衡量发展等缺乏足够重视。

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有利于全球发展知识的创新，尤其从方法论上，有利于世界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理念与模式下，突破单一的、从传统到现代演化的线性现代化模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不再是发达国家发展知识体系的“资料搜集者”和“研究助手”，而是平等的对话者和发展的讲述者。

正是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过程，可以为世界发展知识库提供新思路和新要素，可以通过促进世界各国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多边组织等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与相互调适，建立起共享的全球发展知识体系，推动发展理论创新。（作者均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