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韩国世界最低生育率的隐忧

韩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继2021年跌至0.81之后，今年二季度跌破0.8，总和生育率为0.75。韩国已经跌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韩国生育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急性跌落”。1960年的生育率水平还高达6.10，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1倍左右。仅仅24年时间，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就降至2.06，几乎与多数发达国家同步实现更替水平生育率，从此走入低生育率时代。相同幅度的生育率下降，韩国用时只是多数发达国家的1/4到1/6。在低生育率的道路上，韩国生育率连续下降的势头还在持续，1998年降至1.5的更低水平，2001年跌至1.3的超低水平，2018年以来进一步降到1.0以下的最低水平，成为全球生育水平垫底的国家。时至今日，韩国人口在长达40年的低生育率状态下的演变，已经形成难以逆转的规律性的人口后果。

第一，启动了人口负增长的按钮。2020年统计，韩国出生人口为27.2万人，出生率仅为5.3‰，死亡人口为30.5万人，死亡率为5.9‰，出现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的局面。与2000年出生63.5万人相比，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7%。虽然有少量国际移民的补充，总人口负增长的局面也没有得到逆转。2020年韩国总人口达到峰值5183万人，2021年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总人口净减少9万人，降至5174万人，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步入人口负增长的亚洲国家。根据韩国统计局的人口预测，在保持一定量的国际移民前提下，总人口仍将持续减少，2040年降为5019万人。联合国正告，如果韩国的低生育率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总人口将在2060年缩减至3664万人，2100年进一步减少到1563万人，只有目前的约30%。

第二，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如果按此趋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从2020年的807万增至2040年的1698万，相应地，人口老龄化水平会从16.1%升至33.8%，短短20年之内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均翻一番；老年抚养比从22.5升至63.4（15-64岁人口=100），几乎增长两倍多，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养老压力直线上升。其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均会呈快速下降，从2020年的3583万人降至2040年的2676万人，直降1/4，占总人口比重从71.5%降至55.7%，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劳动力供给，很可能将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所占比重从12.4%降至8.9%，人口增长后继乏力。

第三，家庭层面表现为典型的晚婚晚育和家庭小型化。2021年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为33.4岁，比2001年提升4.1年，生育空间进一步压缩。不仅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生育意愿也逐年下降。在出生人口的孩次结构中，一孩出生人口减少最快。也许是受疫情影响，婚育间隔进一步加宽，与2020年比较，婚后2年内生育的人数减少10.7%，婚后2-5年内生育的人数减少4.1%，婚后5年以上生育人数增加1.8%，因年龄增大不得不生育的痕迹明显。由此，韩国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已经跌至2.29人/户，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大大弱化家庭发展的能力和功能，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化服务来维系家庭运转。

面对一系列严峻人口问题，韩国政府焦急万分，从2006年就开始采取一揽子积极刺激生育的措施，只是效果甚微。这也说明，人口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生育、死亡和迁移变量一旦确定，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就会沿着既定轨道前行，难以更改。同理，我国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形迄今已经30年，人口一直处在惯性正增加状态。预计人口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总人口规模将很快转入负增长。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水平的必然结果，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有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要素不相匹配、关系失调、相互矛盾时才可能转化为经济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思维模式，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条件、政策制定、道路选择、模式方法等要素进行调整和改革，逐渐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变动。同时，积极生育政策要持续性发力、针对性发力、综合性发力，期待生育效果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要做长期准备，要有耐心。（作者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