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对华认知“美国化”令欧洲偏离理性

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艾伯哈德·佐恩日前表示，德国将通过派遣更多的军舰和参加与盟国的演习来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路透社称，佐恩透露，德方一直在关注“中国军队的大幅度扩军”。最近西方舆论数次出现欧洲国家军方和政客的类似表态，这是否代表欧洲一些人对华认知的改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国力提升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明显增强，欧洲感受到来自中国合作机遇的同时，也比以往更多地看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中美博弈加深背景下，欧盟一度寻求战略自主，不想成为国际博弈的“战场”，而希望成为“玩家”之一，但这种战略盘算的实现并不顺利。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安全秩序受到破坏，对俄罗斯的恐惧也连带上了中国。美欧联手“激活”北约，并一手塑造了“民主与威权对抗”的话语。实际上，欧洲对华一系列做法，是建立在模糊甚至错误认知的基础上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欧洲认为中国的成长机遇大于威胁，双方合作也充满了动力。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各取所取，和谐相处、互利共赢。但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欧洲的对华认知明显向“美国化”偏移，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制度构成威胁，中国的行为具有明显推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意图，中国的强大必然意味着霸权争斗。

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引导下，欧洲一些国家不惜背离欧洲人此前坚持的信条和原则，越来越聚焦于“应对中国”。在技术合作领域违背市场原则而更相信国家干预行为，喜欢拉帮结派搞“小院高墙”；在贸易领域不信奉竞争优先，而更多选择保护主义行为，为贸易合作设定越来越多先决条件，如投资安全审查等；在很多合作领域越来越泛安全化，自由贸易被抛之脑后，越来越信奉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之美”，不信奉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之实。

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在接续2005年和2006年对中欧关系“合作”和“竞争”的正常定位后，开始将双方关系政治化和价值观化，对中欧关系发展逐渐造成冲击和损害。在所谓的“合作、竞争、对手”三重定位出台后，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也陆续完成了政策落地过程，这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冲击。此后两年间，中欧关系里对彼此认知的好感度快速下降，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和某些政客只有层层加码的防范与恶意，却不见有“急刹车”之举。同时，欧洲管控中欧分歧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不足。

不可否认，近两年欧洲一些国家对华误解加重有其客观原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双方的人员往来，面对面沟通越来越少；二是俄乌冲突加剧了双方的认识对立，中国希望在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基于自身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判断，欧洲则不了解“中国想什么”。欧洲越来越像美国，越来越不信奉“软实力”，更喜欢硬碰硬。

因为认知出现偏差，做法不尽合理，违背基本的原则和规律，所以欧洲的很多政策看起来非常扭曲，明知道有问题，却没有矫正的勇气。而目前欧洲媒体也存在不少争论。如不少德国媒体坚持供应链要安全和自主，寻求减少对华依赖，但也有媒体认为，“德国别无选择、只能忍受中国”，最终必须选择同中国合作之路。

德国对俄有巨大能源需求，对华有巨大市场需求，在能源和经济领域同俄中互补性强，这是基本经济规律。但俄乌冲突改变了一切，欧洲一些国家对俄采取极限制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中国寻求“避免过度依赖”，在求发展还是求安全上做了错误的平衡。全球化时代令各国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如今却硬要割裂，这一切源于价值观对抗的焦虑。欧洲有风险意识是正常的，但不能违背坚持了几百年的基本规律。如果欧洲政客担忧俄乌冲突给自身带来的安全威胁，就应该积极创造停火条件、尽快结束这场冲突，而不是延续和扩大军事对抗。

笔者仍然相信，欧洲拥有理性主义沃土，充满反思主义精神，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都能把危机变成驱动发展的力量，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航向。在发展中欧关系问题上，双方应坦诚相待，树立正确和合理的认知，这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前提。（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