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美国正在谋划新“边缘地带”战略

近期，在俄乌冲突持久化和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美国加大对欧亚大陆东西侧的关注和战略资源投放、打造新“边缘地带”围堵中俄的讨论受到国际舆论和战略界的关注。

从理论渊源看，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论”和美国教授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论”是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成果。其中，“边缘地带论”对传统的“陆权论”和“海权论”进行了修正，认为欧亚“心脏地带”和海洋国家之间的边缘地带，具有人口、气候、资源和工业基础优势，将成为世界权力格局变化的关键变量。该理论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实施围堵遏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具体表现层面，美国的确在尝试重拾该理论框架，强化对欧亚大陆新“边缘地带”的经略。

在欧亚大陆西侧，利用俄乌冲突造成的安全恐慌，北约不但把对俄罗斯的表述从“战略伙伴”修改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还计划将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扩充7倍至30余万人。与之相对，俄罗斯也加速推进俄白联盟国家一体化进程，增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存在感”。7月5日，随着北约成员国代表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条约的议定书，北约的“北扩”进程正式启动，最终可能形成欧洲与俄罗斯自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的战略攻防纵轴，而处于这一轴线上的相关国家，成为美国遏制俄罗斯不可或缺的新“边缘地带”。

在欧亚大陆东侧，美国试图在安全逻辑下打造遏华“包围圈”。除了强化“五眼联盟”、拼凑“奥库斯”、深化美日和美韩同盟之外，美国还将所谓“印太战略”作为新“边缘地带”战略的主要依托，透过“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等加大对印度以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拉拢。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中国通过“胁迫政策”“对北约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构成系统性挑战”。北约不但首次在战略构想中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还借助“全球伙伴”和“域外使命”理念，将其功能和议题边界拓展至亚洲。

上述动向均表明，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新“边缘地带”可能成为美国对中俄进行围堵遏制的重点环节。对美国而言，新“边缘地带”战略在国内层面可以增加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同步强化“盟伴体系”的合理性，为拜登政府对中俄的“双遏制”策略进行理论包装。在国际层面，也可以在俄乌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的氛围中，唤醒相关国家的“冷战记忆”，使其顺应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实际上，新“边缘地带”战略缺乏符合时代特征的现实土壤，相关讨论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普遍存在的“冷战迷思”。

一是对复制美苏争霸的旧有路径抱有幻想。近年来，美国尝试利用所谓“民主”对“专制”的全球叙事，以二元对立的“敌我思维”为指导强化同盟安全理念，通过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拉拢相关国家，将其作为围堵遏制中俄的关键工具和前沿地带。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拉拢的对象不局限于具有共同防卫义务、统一的价值观或政治体制标准的国家。然而，此类“准阵营化”的构想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不但不符合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还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对立与对抗，加剧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赤字与安全困境。以苏联曾经的扩张主义为模板，强行给中俄打上“秩序破坏者”的烙印，更是缺乏事实论据，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认知。

二是对构筑“准阵营化”的能力过度自信。不可否认，俄乌冲突爆发后，七国集团峰会、欧盟峰会、北约峰会多次以“背靠背”方式召开，如何加大“惩俄援乌”力度、共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但成为核心议题，也成为化解美欧各类矛盾、展示跨大西洋关系“凝聚力”的重要突破口。美国和欧盟还在金融、经贸、科技、能源等领域相互配合先后实施六轮对俄制裁，大幅改善了此前在制裁力度、规模、时间节点上的不同步缺陷。但是，无论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还是自诩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都拒绝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韩国、印尼、新加坡等亚洲多国也明确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些国家大多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政策指引，无意加入非此即彼的地缘围堵游戏。

三是对“地理决定论”的思维定式过于痴迷。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助推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早已超越了地理限制，形成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与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所处的时代及其特征截然不同。此种思维框架的本质源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格局，虽在短期内可能与当前国际体系遭到的“冷战回潮”形成呼应，但从长远看仍与世界多极化的大趋势相悖。更何况，纯粹以地理上的围堵遏制能否适应当前复杂的大国竞合关系、能否解决地区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困境、冷战式地缘政治思维能否应对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性挑战，也是美国新“边缘地带”战略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