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林：全球减贫面临新挑战，中国经验价值凸显

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签署以来，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一直稳步下降。然而，这一趋势在2020年被打断，受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通货膨胀等影响，全球出现规模性返贫现象。各国如果不能把共识重新凝聚在促进全球减贫和发展目标上，人类社会将无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构建益贫性经济增长政策、包容性社会发展政策，并实施多维度精准扶贫方略，在2020年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1年以来，接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水平，逐步迈向共同富裕。这无疑为陷入低谷的全球减贫形势，提供了可供有益借鉴的中国方案。

中国减贫的世界价值

首先，中国贡献了世界减贫总量的70%以上。1981-2017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12.28亿人，其中中国减少8.71亿人，贡献了世界减贫总人数的70%以上。正是由于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突出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在2015年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中国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贫困监测数据，中国提前十多年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9美元，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的目标，为全球低迷的减贫形势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若以更高的中度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消费低于3.2美元，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在2019年中度贫困人口比率降到2.08%。按照世界银行共享繁荣提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以下的参照标准衡量，中国已经实现消除中度贫困目标。中国也为中等收入国家消除中度贫困树立了典范。

其次，中国实践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多维度精准扶贫。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且表现为获得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就业等方面的能力不足。纵观世界各国的减贫举措，大多针对收入贫困给予政策支持；而针对能力不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开发则缺乏大规模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中国针对“贫”和“困”的相互交织，在生产、就业、教育、健康、社保、移民搬迁和生态扶贫等诸多方面实施政策组合拳，探索实践了针对近一亿人口的多维度精准帮扶。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贫困群体自强不息的脱贫攻坚合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丰富了世界减贫理论体系。这条减贫道路不是来自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及其附加的减贫“药方”，而是基于自主发展的知识创新和实践。

中国减贫的理论贡献

执政党团结人民形成减贫与发展共识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制度基础。一项制度的形成既受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也取决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厚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共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各方参与是合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十九大以来，按照补短板、强弱项的系统思维，接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收入分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凝聚全社会形成发展共识，构筑减贫的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贡献之一。

强大的反贫困执行体系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重要保障。一项好的制度，成功与否关键在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多措并举、精准发力。脱贫攻坚期内，在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的同时，党政主要部门的精锐力量被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打通扶贫工作“最后一公里”。

构建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帮扶“三支柱”公共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另一理论贡献。一个国家要实现大规模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首先需要构建具有广泛就业增收的市场环境，特别是经济增长要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益贫性经济增长，就是指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幅度要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消除绝对贫困、缩小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为贫困地区人口增收就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消费帮扶的政策作用下，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益贫性经济增长环境。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88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年均增长11.6%，高于全国农村居民2.3个百分点。

包容性社会发展政策是形成可持续减贫的动力基础。教育和健康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基础，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而普遍获得、不落一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人们面对风险打击，提高韧性、恢复生计的安全网。这十年，中国全面推进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社会保障扶贫，形成包容性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消费帮扶与电商扶贫模式创新，则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无感帮扶”提供了数字技术方案。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不仅贫困人口分享了数字技术红利，而且社会大众“人人扶贫”“人人公益”触手可及。包容性的社会帮扶模式，也是中国对全球贫困治理的创新贡献。

然而，贫困的现实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益贫性经济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发展政策摆脱贫困。针对“贫困恶性循环”这一顽疾，中国对9000多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按照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实施多维度精准帮扶。正是在“三支柱”公共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共建“一带一路”减贫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贡献。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截至今年4月，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是中国特色减贫方案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可行选择之一。

在共建“一带一路”减贫之路中，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全球贫困治理受到巨大挑战。在发展共识上，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重振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球合作，对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不一样，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设，应该具有共识基础。以构筑全球发展共同体为目标，把消除绝对贫困、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发展议题列入优先发展序列，避免把减贫、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凝聚国际社会的发展共识，是全球当务之急。

分享中国可持续减贫“三支柱”公共政策，惠及“一带一路”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减贫与增长之路中，分享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帮扶公共政策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贫困与饥荒、粮食安全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政策沟通，达成发展共识；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中，构建益贫性经济增长；在民心畅通中，促进包容性社会发展。

此外，中国在具体的扶贫项目和乡村振兴项目实施与执行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分享中国减贫与发展知识。中国在国内发达地区结对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的区域协作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既有跨省区的东西部协作，也有省内的区域扶贫协作。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内区域协作的制度实践。中国特色减贫方案的制度创新和减贫实践，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和借鉴。（作者是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