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美国再工业化劳动力从哪来？

全球资本市场都在震惊：发达经济体现代制造业的“优等生”——德国，2022年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升37.2%，创1949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环比较6月亦走高5.3%，也创下历史新高。从经济学角度看，PPI数据体现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成本变化，因此有声音认为，德国制造业成本飙升，将导致美国“再工业化”前景看好。事实果真如此吗？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事实上从奥巴马政府就被高调提及，美方不仅高调鼓励企业回流，还推出了出口翻番计划和“投资美国”项目，但是受制于跨国资本对虚拟经济“高利润率”的追求，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国际投资，更多的还是流入“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美国用“再工业化”字样，现实却加快了“去工业化”进程。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视强化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对国防的支撑力，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当前面临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6月职位空缺数为1070万，远远超过失业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数。另外，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制造业企业，两国核心工程师队伍的平均年龄差达到20岁、甚至40岁：一边是中国80后、90后工程师已经能独当一面，另一边是美国“两鬓白发”的工程师都在畅想退休养老的美好时光。那么美国的少壮人才去哪里了呢？除了流入传统意义的金融业、投资银行，还有就是新兴科技企业。美国过去30年有了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这四大超万亿美元市值的巨无霸跨国公司，加上早就成名的英特尔、IBM、甲骨文等老牌信息产业巨头，吸纳了大量高素质年轻人。亚马逊在2020年和2021年总计增雇了约80万名员工，过去5年，脸书、苹果、微软和谷歌的全职员工总数增加几乎一倍，达到约56.3万。这些行业核心技术团队的高工资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换言之，如果美国想实现“再工业化”，劳动力从哪来？制造业工程师的收入预期能和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竞争吗？

而且，美国从去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飙升，更是让其国内的工资结构进一步扭曲：传统的工业制造“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工资变得更低，不得不靠联邦政府的补贴为生，与西海岸信息产业的巨大工资差，一方面让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也让拜登政府“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效率不容乐观。

更何况，过去20年，世界已经形成一套制造业产业结构运行模式，中国、美国、德国在制造业各自领域的比较优势持续扩大，促进全球化效率不断提高。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一直是传统的先进制造业强国。以德国为例，“小而美”的家族企业模式，也就是“专精特新”领域的“小巨人”企业是其发展制造业的一大优势。德国99.6%的企业为雇员不超过500人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0%的雇员就职于中小企业，大公司从业人员仅占1/5，远低于美国。德国这些中小企业韬光养晦，拒绝公开上市，却收益惊人，是很多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另一个德国制造业“秘密”在于外包，也就是将制造业流程性产能委托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成本”国家代为生产，但是把核心专利技术留在本国，形成源源不断的专利收入，也就是德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来源。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家都是外包模式的积极拥趸，中国企业每年都在向这些国家持续支付着不菲的专利使用费用，这也让欧元区一直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均势，毕竟南欧国家是需要欧洲中央银行“转移支付”的贸易逆差国家。

在后疫情时代，制造业产业结构格局迎来变动调整，德国等国当然希望保持既有优势，既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也是中国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毕竟过去20年的产业结构发展让中、美、德等国都有受益，让它们形成相对其他经济体的比较优势。

因此，在全球产业结构的大格局背景下，不难看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陷入的死胡同：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已经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巨大危害，并试图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可惜，美国经济背后有全球资本的巨大力量，硅谷和华尔街巨头为了自身利益，对穷人的无奈必然“视而不见”。无论如何，当前美国靠各级政府发补贴给制造业的工人们维持生计，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