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共促“亚洲世纪”到来，中印责无旁贷

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在访问泰国期间表示，只有中印两国携手合作，“亚洲世纪”才会到来。实际上，早在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之后，中国和印度达成不让边界问题影响双边关系其他领域发展的共识，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开启两国关系后续几十年总体向好的态势。当前，中印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不仅对两国也对整个亚洲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如何从更大格局思考两国关系、如何携手促进“亚洲世纪”，已经成为摆在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从全球格局和历史长河上看，中印具有携手构建“亚洲世纪”的共同经历和相似利益。两国都曾饱受西方殖民欺凌，都是反帝反殖运动的践行者和支持者。中印关系虽然在1962年边境冲突后一度跌入低谷，但在关系正常化和各自经济改革稳步推进的背景下，两国都走上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道路，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代表。

中国和印度的同步快速发展加速了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演变、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亚洲世纪”提出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印代表的亚洲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权重的上升，反映的是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演变态势。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者和捍卫者的身份没有变，对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没有变，对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执着追求没有变，这些都构成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也是两国携手促进“亚洲世纪”的历史使命所在。

不过，中印携手促进“亚洲世纪”的进程并非坦途。这既与双边关系面临新挑战、新问题有关，也与百年变局之下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有关。

双边关系层面，印度对华认知转变及其相应的政策调整，造成中印之间的无谓内耗，制约中印共促“亚洲世纪”的努力。中印关系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这是双边关系的事实。但近年来的消极动向是，印度日益从竞争者甚至对抗者的视角来审视双边关系，使双边关系的竞争面与对抗面有所扩大、合作面则相应萎缩。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印度将在边境地区恢复印方认定的“现状”作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这背离了1988年以来中印处理边界问题的共识，也给双边关系发展制造了障碍；再如，对于长期发挥双边关系压舱石作用的经贸合作，印度也日益将之地缘政治化、国家安全化，给双边经贸合作造成困扰。

外部环境层面，美国诸多不负责任的地缘政治对抗政策，给中印乃至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困扰。从东北亚朝核问题到南亚阿富汗问题再到中东阿以矛盾，美国是亚洲诸多热点问题的始作俑者或背后推手。另外，美国还出于维护本国霸权的目的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插手、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试图在亚洲地区推动阵营化对抗，制造“分裂的亚洲”。

以中印关系为例，美国2021年初提前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明确指出，“强大的印度是对中国的制衡”，“要向印度提供外交、军事和情报支持，抗衡来自北部的陆上挑战”。美国“扶印制华”“分裂中印”的图谋昭然若揭。对此，印度不可能心中没数，但印度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可以在中美之间渔翁得利，导致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益凸显。

“亚洲世纪”提出来已有数十年，但“亚洲世纪”的到来依然道阻且长。“东升西降”是态势，但“西强东弱”是现实。亚洲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等方面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美国不断给俄乌冲突火上浇油等推高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很多亚洲国家面临高通胀；美元强势加息，则使不少亚洲国家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的困境。

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双边关系对整个亚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印理应而且也有能力携手促进“亚洲世纪”。为此，中印两国需要保持战略清醒，对极个别国家惯用的“分而治之”伎俩保持警惕。

另外，中印可以加强文明对话，增强文明自信、培育“亚洲意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正如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在印度第76个独立日讲话时提到的，“印度应该消除任何殖民思维的痕迹，以我们的根基、团结和公民责任感到自豪”。印度如此，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应如此，“亚洲意识”势在必行。再者，中印可以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交流，聚焦发展任务，坚定朝着“中国梦”和“印度梦”的民族复兴愿景稳步前进，并让更多亚洲国家受惠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红利，逐步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