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峰：中印不应掉进“地缘政治宿命论”

在印度旅游指南手册上，位于北阿坎德邦的小镇奥利是首屈一指的滑雪胜地，海拔约2800米，风景秀丽宜人，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大自然爱好者的云集之地。可是今年10月14日至31日，云集此地的将不是游客，而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军队届时将与数百名美军在此进行第18轮代号为“准备战争”的军事演习。按理说，此类营一级的演习自2004年以来就一直在印美两国轮流举行，规模上也远比“四方安全对话”升级后动辄数万官兵的“马拉巴尔”军演逊色太多，但由于演习地点距中印边境实控线中段仅百余公里，在中美关系因佩洛西窜台陷入紧张、中印边境军事对峙仍在持续的背景下，自然引发各方的关注。

近年来，在共同战略利益的驱动下，印美关系节节升温、稳步向上已是公开的事实。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落地，军事安全合作更是成为两国关系的最大亮点，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影响已经并还将不断显现。在“印太战略”层面，美国积极主导“印太四边合作”连点成面。在美国看来，印度是“四边安全机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但又是决定“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为此，美国近年来除增加前沿军事存在、密切盟伴合作关系之外，还大力推动印度与日、澳密切安全合作关系，期望可以尽快构建“四边防务合作网络化”机制，助力“印太战略”的落地。

在双边安全合作层面，机制性框架基本成型。通常而言，美国与盟伴防务合作成型需签署三大基础协议，即《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和《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为美与盟伴之间相互提供燃料和零部件等后勤支持、通过加密通信渠道进行数据共享、提升装备之间的相互通联和可操作性、美方出售高端军事装备、实现地理信息共享等扫清了法律障碍。而美印已经签署了这三大基础协议。

在联演联训层面，更加趋于实战化。在非缔约盟国中，印度是与美国互动次数最多的国家，涉及各兵种，年均50余次。两国陆军之间有“准备战争”军演，空军之间有“对抗印度”和“红旗”军演，特种部队之间有“金刚—普拉哈尔”演习，海军之间更有持续20年的“马拉巴尔”军演，演习地点从茫茫沙漠腹地到印太两洋深处，从白雪皑皑的阿拉斯加山峰到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境地区。

在军事装备层面，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7月，美国正式给予印度“战略贸易授权－1”地位。此前，美国只将该授权给予《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瓦森纳安排》、“澳大利亚集团”及“核供应国集团”四大出口管制机制之内的国家。在美国的特殊安排下，印度获得了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核心盟友的同等待遇。近15年，印度已从美国采购了近180亿美元先进武器装备。

不难看出，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合作背后反映了美国极力拉拢印度、牵制对抗中俄的图谋，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印度在当前国际地区乱局中的特殊作用以及美国视野下的特殊角色。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延续不在俄与西方的冲突中选边站的传统政策，选择中立，同美西方国家在对俄的立场上存在很大分歧，但美国总体上谅解了印度的姿态。为拉印度这个与中国接壤、戒备中国的国家站在自己一边，美国不仅继续通过“2+2”对话推进双方的战略合作，还对印度购买俄制S400导弹和俄产原油开绿灯。这充分说明美印关系虽有磕磕绊绊，但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为数不多且同时获得两党主流支持的一对双边关系。

对印度而言，近年来作出主动迎合“四边安全机制”、进一步对接美“印太战略”等决定，是在中印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中印边境冲突让印度各界对华敌意陡增，固有的对华政策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大幅上升。这也是近来印度部分媒体甚至公开敦促莫迪政府借斯里兰卡国内乱局之机，加大对科伦坡全方位、多领域的援助，以此削弱和排挤中国在斯里兰卡战略影响的背景和动因。

日前，有印度媒体还传出，出于对中国“远望5号”科考船所谓“刺探印度情报”的担心，新德里已向科伦坡施压，要求其无限期推迟该科考船到港停靠的计划。这表明新德里的一些对华强硬势力一方面试图通过迎合美方在“印太战略”上的实质需求，通过展现其“反中靠美”的姿态，给下一步印美继续走近乃至共同对华留下更多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想尽可能放大手中的现实筹码，让中国感受到“清晰有力的信号”，从而缓解其在边境问题上的压力，并在中印边境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中印两国地缘上互相毗邻，又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拥有10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两国都负有为本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地区和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虽然两国关系由于新老问题并存，成因错综复杂，导致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风波和挫折，但走向对立不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若能坚持双方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坚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彼此作相互成就的伙伴，不当相互消耗的对手，不掉进美西方营造的地缘政治宿命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1世纪或将真正成为中印共同崛起的亚洲世纪。（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