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从减贫实践看中国治理优势

我开展了一项乡村贫困治理的研究，初衷是想用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中国政治运行逻辑。众所周知，中国政治是国际舆论场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话语斗争。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总是喜欢把焦点放在宏观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上。相比之下，治理是说明中国政治更务实的角度。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解决民生问题，这样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点。

拿贫困治理来说，脱贫攻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最重大的政策之一。在西方最近几年对中国政治发起的“舆论炮火”中，也很少看到对中国贫困治理的恶意攻击。只是西方承认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就、经济发展的成就、环境治理的成就、科技创新的成就，但仍然在攻击中国政治。因此我们在理论上需要搭建起治理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桥梁，说明全世界共同追求的治理目标是如何在中国政治中得以实现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减贫治理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把同样的事做得更好，这就涉及到组织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能力的问题。

西方学者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接受《环球时报》的专访，盛赞了中国的减贫成就。萨克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他的态度证明人们对于贫困治理的认可可以超越不同的意识形态。萨克斯在采访中说，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是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商业资本方面的高投资率，这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至少在中国的脱贫攻坚阶段，这些经济因素对遗留在上万个村庄中最贫困老弱的村民影响甚微。消除最后的、最极端的贫困无法依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增长越快，贫富差距越大，资源流出越甚，村庄和贫民的处境愈发恶化。

要将这些最贫苦者接入到欣欣向荣的经济网络，首先需要改造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这不会自发和自然地发生，也很可能不会因为远方城市和市场的更大发展而连带发生。这一切要发生，必然是有意识的设计的结果，只能在政治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政治为有效治理提供了什么答案呢？像萨克斯这样的外部观察者看到的是宏观层面的政治特征，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领导下的超强政治执行力。毫无疑问，没有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政策方略，没有国家巨大和持久的资源投入、没有各级党委政府层层传导压力努力奋战，没有人民至上的思想引领，脱贫攻坚将失去宏观层面的政治条件。

但仅仅在宏观层面认识中国政治是不完整的。治理活动主要发生在基层，治理的成果也往往要到村庄、社区、市场、边疆和自然保护地区去实现，基层政治在治理中就不可或缺。

国之大事，到了基层政治中往往表现为生活中的小事。政府对贫困户的精准帮扶政策是统一的，但村庄要识别和认定贫困户，下的都是细碎繁杂的功夫。农村没有可靠的家庭财务数据，谁是贫困户，主要靠走访和评议。贫困户名单草拟出来，先要和各家沟通，争取在村民议事会上不要有反对票。遇到整村搬迁、集中安置这样的大事，村干部和村民更是不知道要公开和私下协商多少回合，费多少时间和精力。鼓励贫困户申请国家贷款、自愿成立村庄合作社企业，从事县乡政府所规划的经济农业，同样是反复协调的过程。等到这些问题终于艰难地达成了共识，在执行中就很少再出现大的问题。

事实证明，不只中国国家政治有集中资源的优势，中国基层政治也有协商民主的能力。在治理中，基层民主制度的作用与市场经济制度相似，可以在特定系统中推动内部互动形成解决方案，最终把国家“有计划的设计”变成基层治理主体“自发解决”的行动。

执行力的意义在基层政治中也发生了改变。政治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政府，就从金字塔科层体系走向平面的社会。干部面对的不再是下级，而是服务对象，硬性的执行力就要切换为软性的影响力。例如，村干部对上负责要执行的是危房村庄的整体搬迁方案，面对最后不愿搬走的农妇却决定先帮她修理漏水的房屋。驻村扶贫者的工作任务是帮助村庄移风易俗，为了融入村庄却先要和村民交换香烟、互请喝酒、一起打牌。在治理效果最好的基层，政治愈发是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政治变革的创造力是顶层智慧设计、基层智慧协同生成的。

我在研究中观察和记录了这些事实，结论是，成功的治理是在复合政治系统中实现的。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既是集中统一的，也是细致精准的。与许多国家的治理体系相比，这种把矛盾特征统合起来的能力，是中国政治巨大的比较优势。中国政治为什么有这种能力？我想可以从细节观察回到宏观分析上来：政治文明传统中的中庸和合之道、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务实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所积累下来的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命的学习纠偏能力。（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新著《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