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松：欧洲当自己的主人才能挽住颓势

一个发展运行良好的欧洲对世界太重要了。那里曾产生过一些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运动的重要思想，主权国家理念、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都源自欧洲。在几个世纪时间里，世界受到欧洲文明影响，它们的国家制度、经济体系、科技发明、工业技术都曾是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的榜样。欧盟为增进一体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后来推动全球化的参照模本之一。世贸组织的关税减免措施也从欧洲的先行实验中得到过启示。

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被普遍认为在走下坡路，不仅鲜少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思想，还接连遭遇内部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对欧洲产生巨大冲击。持续演进的俄乌冲突更显示出它的脆弱一面，欧洲同时遭遇着冷战和热战，安全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物价上涨以及增长停滞等痛苦不期而至。欧盟曾凭借经济力量成为地缘政治重要角色，但现在它的经济影响力在持续减弱。在“经济东方”和“亚洲世纪”等背景下，欧洲人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渐趋消极。俄乌冲突以来，无论西方政治人物口中还是分析人士和记者笔下，流露出来的情绪都是欧洲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

虽然人类历史从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总是经历起伏甚至“断裂”。但欧洲若能更有智慧地管理和规划自己的事务，或许不至于此。

首先，欧洲应该清楚，历史性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大团结之外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四百多年来，涵盖还是排除俄罗斯始终是欧洲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个东正教的、“威权专制”并且经济落后的俄罗斯，一直不被传统欧洲真正接纳。但俄罗斯在近代以来大部分时间里都把自己视作欧洲的一部分。叶卡捷琳娜女皇1767年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说“欧洲就是我们”。18世纪晚期，在叶卡捷琳堡通往秋明的路途上，沙皇流放者的队伍戴着镣铐向西伯利亚行进。走到欧洲和亚洲分界线时，他们有跪在界桩旁抓起欧洲最后一捧土的习俗。

即使冷战时期，赫鲁晓夫也曾提议和欧洲共建“共存的世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人一度普遍把回归欧洲看作未来的出路，但后来他们得到的回应却是美欧的持续打压和北约的接连东扩。西方对俄罗斯的轻视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屈辱性对待，结果就是触发俄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层面的强烈反应。

其次，无法真正实现战略自主是影响欧洲前途的另一重要问题。直到一战前，欧洲一直被视作世界秩序的核心区域。19世纪能够争夺世界霸权的几乎都是欧洲大国。二战严重削弱这个地区的政治能力，没有一个欧陆国家参加过决定战后欧洲命运的议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斯坦会议。

冷战后美国几乎独自“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战略规划中有一个为人熟知的思维，就是在欧洲方向上，英国和欧洲大陆或者欧洲其他部分和俄罗斯不能过于走近或结盟，这样才有助于维持美国长期霸权。欧洲曾认为取消成员国各自指挥的军队才能保障地区和平，并实际上把欧洲军队交给美国指挥。美国通过北约并以美国的方式确保自己在这个秩序中的位置。现在，欧盟增强自身自主权的任何尝试几乎都会遭到内部相当程度的反对。

战略自主意味着无需经过咨询或求得允许就能作出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有关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战略自主是面对威胁和管理漏洞的能力，它能确保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战略自主意味着欧盟能够真正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在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尤其军事领域独立决断。遗憾的是，欧洲战略自主一直在被讨论，但始终没有结论。

第三，欧洲一直对“跨大西洋价值共同体”寄望过高，至今没能为美国“首要地位”逐渐削弱的国际环境做好准备。

当前英国一些政客对“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式利益的极端追求，欧洲议会中某些议员秉持的所谓“进步主义”观念以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内部正在上升的“价值观外交”执念，都是高举美式意识形态旗帜，鼓噪“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并将自己置于毫无根基的道德制高点上。欧洲现在亟须摆脱这种近乎价值种族主义的窠臼。现实情况是，跟那些曾被它们认为是东方的、落后的甚至不文明的地区相比，欧洲正在走向衰落或至少相对衰落。欧洲已经不能再将自身文明的所谓“优越性”甚至“普世性”看作不言自明的公理，并为此忧惧其他国家向世界证明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事实表明，“跨大西洋价值共同体”越来越不能成为欧洲发展的依靠。美国最近两届政府以不同方式要求与北约更公平地“分担责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仍坚持将资源投放重心放在亚太等均是例证。相对衰落的美国也在逐步丧失作为西方文明“最强柱石”的感召力。如果发现遵从已久的理念和实际情况相悖，不去改变反而试图以政治手段去强化它，结果只能是在错误方向上越走越远。欧洲无论如何不应继续陷在迷思中，而应大踏步地追求和实现战略自主，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