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警惕“大翻译”给对华研究者念紧箍咒

近日，“大翻译运动”由于其过于出格的言行，遭到了国外社交平台的封禁警告。所谓的“大翻译运动”，爆发于俄乌冲突初期，在国内几起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中相当活跃，是国际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一些人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仇视鄙视心理，将我国社交媒体中的个别言论或社会负面新闻翻译成外文，通过刻意放大和歪曲其中的极端部分，试图影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认知。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特别是那些外国的对华研究人员，这种所谓的“大翻译运动”，实际上会造成一种传播茧房，任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信息，最终只能成为束缚自己客观观察中国、理性研究中国的紧箍咒。

“大翻译运动”的传播模式就是断章取义，这种人为截取的碎片化信息根本达不到交流的正向效果。“大翻译运动”的“运动员”们，专门挑选放大自认为的极端言论，并以真实信息为由头，向外传递早已背离真实语境的只言片语，加之对客体语言缺乏类似母语般的精准理解和把握，错上加错，导致言论一经翻译就是不能再离谱的虚假信息。而互联网独特的传播特点，进一步降低了这些“大翻译运动员”的发言门槛，使得部分极端言论的传播受到更广泛的节点刺激，大大提升了这些错误信息的可见性与影响力。不明就里的海外人士难免误入其中，如果倾向于采信这些与事实基础相去甚远的虚假信息，就会成为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最大的障碍，既有可能导致论据失真，也有可能在论点的起始部分就谬之千里。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混乱的社会思潮逐渐在美西方国家居于主导位置，特别是关于多元性取向、女权运动、宠物话题更容易成为“大翻译运动员”猎取的传播材料。这种试图在中国社会猎奇的背后，深刻反映出“大翻译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试图固化“黄祸论”、炒作文明冲突的一种手段。任何海外研究者如果以此为依据，那就相当于戴了一副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

另一方面，“大翻译运动”是西方事实上的“养蛊”举动，最后只会反噬西方原本引以为傲的科学立场和独立精神。在西方某些人看来，“大翻译运动”是一场所谓的草根运动，目的清晰，目标明确，但方式和方法却充满随意和随机性。它是一种缺乏鉴别能力和制约机制的传播动作，只要是能够抹黑中国的，就会成为“大翻译”的语义材料。正是因为这种特性，也导致了西方国家将对“大翻译运动”的支持变成了自我伤害的切实行为。

事实上“大翻译”的反噬作用正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不但进一步恶化了追求真理的科研氛围，还在西方新闻舆论氛围中引发了新一轮麦卡锡主义浪潮。一些海外研究人员担心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被“大翻译运动员”断章取义，不得不修改课题方向，甚至改变研究领域。新闻从业人员不敢报道关于中国的任何正面选题，害怕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与此同时，海外华人感到自身处境受到影响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这些都违背了翻译工作作为文化交往、文明交流桥梁渠道的本质作用，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从根本上说，“大翻译运动”是迎合西方新闻理论的错误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连娱乐的功能都不具备。在西方某些新闻机构看来，涉华报道方面越是出格的言论，越是反常的观点，越是猎奇的材料，越能成为刺激发行量、扩大收视率和提高点击量的新闻猛料。我们的官方媒体和正规新闻平台，在对外传播工作中，都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向外界提供客观准确详实的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大部分外国受众也从中更多地接受到关于中国和中国发展的正确认识。但“大翻译运动员”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国人低俗排外仇恨”的话题，这是为了刺激和迎合西方种族主义情绪的兴奋点。

有新闻事件就会有不同观点，有新闻背后的事件细节就会出现关于不同立场的不同舆论表达，这是网络世界最为平常的现象。而“大翻译运动”之所以扎眼，并不是他们刻意使用的极化表达方式，这顶多制造一点小小的舆论涟漪，这种做法的背后是试图对外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固化印象，把社会生活的极端个别刻意打造成为这个国家的普通日常，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作者是军事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