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知名学者斯蒂芬•罗奇：管理中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滞胀正在美国卷土重来。滞胀是经济增长放缓和高通胀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率需要放缓到远低于趋势水平，所以这也与失业率上升有关。如果美国能够摆脱滞胀，那将是幸运的，但更有可能的结果是经济衰退，这比滞胀更糟糕，因为它意味着控制通货膨胀的代价是经济活动的收缩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鉴于美国持续的高通胀，以及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可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华盛顿至少在收紧利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持续的通胀期间，美国经济将急剧放缓。这将使美国处于滞胀阵营，实际情况还可能更糟。

如果美联储在今年剩下的四次政策会议中，每次都以果断坚决的方式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那么到今年年底，基准利率将上升到4%左右。但不幸的是，它仍会低于我认为的对今年年底通胀率的合理预期。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美联储需要让名义利率高于同比通胀率。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美联储陷入两难境地的根源：它坚持零利率政策太久，从而使得通货膨胀有机会持续飙升。因此，要让政策发挥抑制过剩需求的作用，并开始真正对通胀产生更实质的影响，美联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通胀率都不会回到疫情前的2%，后者是美联储的长期目标。通胀很可能将是普遍而持久的，而不是美联储主席最初所说的短暂和过渡性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和全球环境中，不存在设定平均通胀目标的空间，所有供应链和去全球化的压力都在向许多关键因素施压，长期以来正是这些因素让通胀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上。

纸面上，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政策机构，需要做出符合其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双重目标的最佳选择。虽然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联储工作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显然允许政治干扰他的决策，但大多数时候，美联储都保持一定的独立和强硬。当然，最好的例子是沃尔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应对通胀的做法。鲍威尔似乎非常清楚沃尔克的教训，我们只能希望鲍威尔能以独立和有纪律的方式来实现。进入大选季后，如果美联储放松银根，美联储的信誉就会消失。这将使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得非常无效，并对美联储的信誉造成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损害。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两者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在许多情况下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没有其他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可以填补世界上这两大经济体疲软留下的空白。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调低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将6个月前的预测下调1.3个百分点，至3.6%。这是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增长预测以来第三大的6个月修订，而且很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下调。对于依赖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将很成问题。

中美两个国家都需要认识到，彼此的经济关系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在短短5年时间里，中美已经进入贸易战、科技战，而且对抗性的言论不断升级，很容易让人想起新的冷战，亚洲包括南海、台海的地缘政治局势也高度紧张。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中美关系，让它为全球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对我来说，拜登上任后的最大惊喜之一是，他立即放弃了特朗普政府诸如“禁穆令”、建美墨边境墙等许多最具争议的政策，美国也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但拜登坚持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这是一个大错。中美正在就撤销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加征的一些关税进行讨论。我们需要做的远不止这些。关税战是一个失败的交易。所谓第一阶段协议应该被取消，所有关税，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中国方面的，都应该回到贸易战前的水平。

这将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由于两个经济体存在结构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有许多争议性问题需要解决。但关税和制裁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一个更好的框架，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方法，以促进美中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方式进行合作。

目前，拜登政府中以财长耶伦为主的一些人认为，拜登应该采取任何可能有助于缓解高通胀的行动，关税是其中一部分。另一群由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为主的人则认为，关税是象征美国对中国仍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两种观点正在进行博弈。我的看法是，考虑到消费品可以影响急剧上升的通胀率，对一个在民调中因高通胀饱受批评的总统来说，取消消费品关税，确实具有政治吸引力。

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关税是直接针对消费品的。一种估计是，它将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指数所涵盖的不到5%的项目，因此，就算取消消费品关税，对美国高通胀的缓解作用也微乎其微。

关税的真正问题不是对消费者造成压力的具体关税，而是对消费品、工业材料、日用品、资本设备征收的广泛的关税组合，以及对被指控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中国公司的制裁。解决这些问题有比目前打关税战好得多的办法，但拜登政府迄今不愿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

至于是否取消对华关税，最终将是拜登的一个政治决定。鉴于美国国内强烈的对华负面情绪，拜登正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总统是否愿意站出来做这个决定，我们拭目以待。（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本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