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竹：“唱衰中国”暴露日媒认知失调

日本媒体在涉及中国的话题上“报忧不报喜”，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政治正确”。从十几年前的“经济失速论”“产能过剩论”到近期的“债务危机论”“人口衰减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经由日媒炒作，形成了一层厚重的“灰色滤镜”，使日本公众难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后持续发展，至2021年已达到日本的3.4倍；在华日企对中国经济亦是信心十足：今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72.2%的受访在华日企2021年度实现盈利，40%以上在华日企计划未来扩展业务，日企在华经营的收益率达到14.9%，远高于在美国的6.1%。

这一明显的“认知失调”，折射出日媒在进行涉华报道时往往并未坚守自身标榜的“中立”，反而会被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影响，裹挟涉华舆论向非客观的方向严重偏移。一是日益封闭僵化的世界观。日本社会认可的“正统秩序”是一幅等级森严、次序分明的静态图景，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安分守己，下层成员的上升通道极为狭窄，且必须以上层成员的承认为前提，其典型代表是日企文化中的“年功序列制”。日媒将这一视角代入到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当中，高度重视“次序”与“身份”，严格区分国家间的优劣高低。在日本精英群体的认知中，西方发达国家天然优越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属于“西方一员”，自然优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因而面对中国经济实现“后来居上”这一事实，日媒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非但不能本着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精神来看待，还要将中国的正常发展污名化为“挑战秩序”，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抹黑贬低来自我安慰，甚至期待假借美西方之手，将中国“推回”日本之下，实现“秩序维护”。

二是狭隘顽固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其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却脱胎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否定。换言之，日本相较于中国的“优越感”是其国家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二战前，这种优越感来自于“脱亚入欧”；二战之后，这种优越感则来自于受到美西方认可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冷战的终结使日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得以进一步“充值”。在“立场先行”的有色眼镜之下，日媒难以看到中国政府调节经济的巨大努力、强大能力与卓越成效，却习惯性认定中国“终将步苏联东欧国家后尘”。加之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历届“民主政府”重振日本经济的举措均收效不彰，日本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代表精英阶层的日媒难以向民众解释，为何拥有“更优政体”的日本在经济表现上却远逊于中国，只能自欺欺人地反复渲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来进行群体麻痹。

三是“倚美自重”的投机心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显著“向右转”，使日本“重新伟大”的国家主义议程大行其道，其对内煽动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浪潮，对外则期待搭乘国际局势变革的“便车”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日本深信，曾在二战中击败日本、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美国，最终也将会赢得中美竞争。因此日本对于美国发起的遏华舆论战格外积极，热衷于各种“新冷战话语”，期待能够通过充当美西方的排头兵、马前卒，借打压中国换取西方社会的认可，从而洗白“二战战败国”身份，“上位”成为“亚洲领袖”“世界一流国家”。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也深刻影响了媒体界，以往一些能够为中国“说公道话”的声音，或是受困于反华观点不断回声强化的“信息茧房”，或是惧于“媚华”标签，“自我审查”以迎合气氛，湮没于非理性的声浪之下。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日关系迎来了邦交正常化的第五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因日本媒体的“唱衰”而逆转；发展中国家普遍崛起的历史潮流，更不会因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心态失衡”而有所后退。只有从平等视角出发，以事实为基础理性看待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日关系才能克服阻碍，真正走向成熟。（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