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警惕WTO改革航向再次被带偏

据美媒最近报道，美国正寻求修复WTO破裂的贸易争端程序，为此已组织多次由数十个WTO成员参与的工作级别会议，就经贸领域的紧迫议题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寻找打破僵局之策。

美国加大对WTO的关注和热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上月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围绕疫情应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采取了合作性博弈态度。主要成员克服地缘政治因素干扰，部分重振了各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和期待。在此背景下，美国方面试图借机“冲洗”掉特朗普时期对WTO的蛮横留给世人的糟糕印象，为下一步再次主导WTO改革积累人气。因此，美国这时候对待WTO改革格外热情，是从国家利益和再次寻求主导WTO的视角出发做出的策略安排。

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即便是在各种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方兴未艾的今天，它在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以及扩大商品生产和流动等方面，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和贸易实力相对下降，原先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改变对WTO的态度。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的上升，开始对发达国家传统的优势领域形成挤压效应。这些变化赋予WTO在协调成员之间贸易争端方面更大的行为空间，同时也对WTO相关改革提出新的挑战。

从2008年起，各国就开始呼吁WTO改革，但因遭到美国和印度等国的反对而耽搁。尤其是作为WTO主要机制设计者的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不仅多次要求WTO按照美国的意志进行改革，而且对其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下狠手。因受到美国在WTO上诉机构启动法官纳新、连任程序等方面的阻挠，该机构在美国籍大法官格雷厄姆2019年12月10日第二任期结束离职后，无法依据特例条款继续审议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陷入事实上的功能瘫痪。而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谈判以及贸易政策监督被广泛视作WTO的三大支柱。WTO上诉机构停摆两年多了，在此期间争端解决机制只能依靠双方意愿协商，不仅费时耗力而且很难找到争端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也致使一些贸易争端久拖不决。

过去两年多来，美国一方面竭力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开启新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几乎拒绝所有提议，另一方面又没提出其他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刻意绕开WTO多边体制，以新版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为蓝本，通过构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等小集团小圈子性质的伪多边经贸安排，用“美国式”的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来替换国际多边贸易规则，试图重塑21世纪贸易协定的美国范式，以实现继续控制全球贸易与产业发展主导权的目标。

WTO当然需要改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动下，不少国家的数字贸易出现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新的应用场景，大大加快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进程。WTO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加速推动电子商务谈判、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加强隐私保护与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做出响应，包括建立数字贸易的国际标准以及在应对粮食与能源危机等方面拿出实质性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欢迎美国参与WTO改革甚至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但WTO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不能再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前提。

中国2018年11月就曾提出WTO改革的三大原则和五点主张，强调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即非歧视和开放性；应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特别是要保证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共同参与改革进程，不能搞小圈子。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瘫痪之后，与欧盟等其他成员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在WTO选出新总干事之后，中国主张WTO改革首先要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并以实际行动促成部长级会议达成重大协议，以整固WTO的有效性、权威性和争端解决能力，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力量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