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美陷入政治失度根源在哪里

在4日举行“独立日”游行时，美国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36人受伤。同日，在洛杉矶市一场“独立日”街头狂欢中，也爆发枪击案，致一人死亡。在“独立日”这一天爆发的各种乱象，折射出当前美国的困境。

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美国人有权在公共场所携带隐藏式枪支。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来的第一个重大涉枪裁决。一天之后，最高法院又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取缔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该裁决在美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议,捍卫女性堕胎权的人认为这是美国在保护女性公民权利上的巨大倒退。不少美国人还担心，最高法院可能会“乘胜追击”，重新审议以往对避孕、同性关系和同性婚姻等的裁决，一一取缔以往业已确立的多种公民权利。

已在全国层面得到确认的公民权利，为什么会被撤销？一般认为，这是政治极化在美国的表现，司法行为的背后已是政治行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争议已被代入最高法院。然而，更要看到的是，最高法院并非简单是以自身意志、而是自认为在代表美国社会的“公意”做出裁决，美国国内对最高法院重大判决上的对立，已经凸显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剧烈碰撞。这一碰撞不是在最高法院与美国人民之间，而是美国不同人群就国家应该给予公民权利多大程度的保护，已产生严重分歧，这在以往并不像近些年来表现得如此显眼。

对于一个有着内部张力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都不可或缺。国家需要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这是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但与此同时，公民对国家的权利诉求及权利扩张，又要以不损害国家的存在或不弱化国家的整体性为前提。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有相合的一面，在一些情况下，扩展公民权利会增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从而提高国家向心力，但也有可能相背，公民对权利的无止境索求，会提高政治运行成本、给国家带来财政困难。不同群体的权利诉求，还可能相互排斥，导致国家认同分裂。权利伦理通常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而国家伦理是基于群体主义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未必总是一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福利制度建设、民权运动等因素推动下，公民权利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扩展，但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国家对公民的权利承诺，到底有没有限制，是否可以无节制地满足公民提出的权利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加剧与政治纷争增多，尤其是福利国家建设的难以为继，已给出答案。为概括西方国家当前所遇到的政治困境，笔者近年来较多使用“政治过度”和“政治不足”这两个词语，前者是指不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进入了政治议程，导致政治的运行不堪重负；后者是指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却逸出政治视野，致使维护政治运行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的成本来源大为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方便资本在全球逐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渐放松对资本运动的约束，资本-政治关系最近几十年发生逆转，由以往政治管束资本再次转向资本驱使政治，在国家一步步向资本让利的过程中，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国家财政来源大量缩减。这是“政治不足”的表现。与此相对，延续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和民权运动惯性，不仅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展、程度大为加深，国家对公民在其他各方面的“照料”，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但不断扩张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如某些时候那样强化国家认同，反而在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助长了身份政治，弱化了国家认同。这看起来是“政治过度”，却损害了政治。

公民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国家建构的产物，能在多大程度保障公民权利，既在于公民的积极争取，也在于国家能够付出多少物质和精神成本。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人高度重视自身的各种权利，美国的政治机制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回应。比如美国女性在联邦层面拥有的堕胎权，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被赋权的，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也是财力最为充裕的国家，这为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了良好支持，它既体现在帮助美国人实现普遍就业，也体现在为各种权利的扩张提供足够的财政保障。同时，还要看到，以往的美国人口一直是以欧洲白人移民后代为主，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有其“主体民族”“主体宗教”和“主体文化”，这是通常所说的“美国特性”所在。对包括移民在内的公民赋权，并没有明显冲击“美国特性”即引发国家认同危机。

然而，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不复存在。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的“去工业化”，美国已经很难说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又因“政治不足”、财富加速向少数群体聚集，美国用于公共开支的财政能力已大为削弱，并因此显露出匮乏社会的征兆。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再像以往那样维护公民的权利需求，已经力不从心。

同时，还要看到，近年来美国社会的公民权利诉求，已越来越“细分”，与各种族群、群体的特殊要求紧密关联。这些基于特殊群体的赋权，在消耗国家资源的同时，却也为身份政治的大行其道提供支持，它所冲击的乃是“美国特性”。原先在美国的国家建构、维持中一直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因此浮出水面，变得突出。尤其是在近些年来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传统白人人口及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体系行将丧失主体地位的背景下，因身份认同分裂而产生难以调和的多种政治意愿间的竞争，将使美国出现的不是“合众为一”，而是“一分为多”，这是美国难以承受之重。而由此引发更深的社会撕裂和更激烈的政治对立，美国现有政治制度安排却并无解决的机制和能力。（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