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日本构筑经济安保机制过头了

为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跌宕，日本逐渐加强经济安保机制的构建。如2020年国安局增设“经济班”、外务省“宇宙网络政策室”调整为“新安保课题政策室”、经济产业省增设“经济安保室”、防卫省亦增设“经济安保情报企划官”等。2021年10月成立的岸田内阁进一步提升经济安保体制的规格，如去年11 月成立由首相担纲的经济安保会议；在内阁官房设立经济安保法制室等。今年“经济安保法”先后在国会两院通过，并将于 2023 年开始分阶段实施，标志着拟以经济手段实现地缘政治效应的经济安保举措将在法律框架下得到强化与推进。

虽然“经济安保法”并未有具体对华表述，但字里行间暗含剑指中国的目标指向，岸田首相亦称“经济安保法”内容将被纳入《国家安保战略》之中。再就是4月公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亦表明将强化日美、日澳以及日欧等经济安保合作，加快“去中国化”供应链的构建。5月底公布的岸田内阁首份经济财政运营指针“骨太方针”草案亦规定在内阁府设置“经济安保室”，强化各省厅之经济安保事宜的一元化指导。当下日本社会呈现政治权力干预经济运行之势，不禁令人回想起战时日本军部实施经济统制的沉重历史。

6月28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2022年版《通商白皮书》，其中指出，由于许多国家并未参与西方七国集团（G7）发起的对俄制裁，全球经济被割裂的担忧在冷战后前所未有强烈。白皮书强调，上述情况叠加美中对立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等“不确定性”上升。白皮书认为“经济安保的呼声加强”，提出半导体、蓄电池等重要品种应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其实，2021年版《通商白皮书》就已提出类似主张，如提倡要准确把握日本供应链现状，降低重要物资供应地集中度，加强国际合作，构筑有韧性的供应链等。

概而言之，“经济安保法”与《通商白皮书》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形成岸田内阁经济安保“总体方略”，不仅在法律制度上形成以邻为壑的“壁垒”，更包含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区域合作以及构建全球产业链和区域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目标指向。毋庸置疑，日本以经济安保为由助力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竞争，并与美西方合力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排斥中国，在强化日美同盟以及缓解本国安全与经济困境的同时，试图以技术优势延缓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然而，日本的这一战略预期难以实现。迄今，中日已形成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结构，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7.1%，达到3714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继续增长，实际利用金额达39.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全年在华新设企业998家（同比增长24.9%），截至2021年12月末，日本累计在华设立企业54631家，实际投资金额达1229.88亿美元。但日本的经济安保举措势必对中日经贸合作带来难以预测的制度性损害，亦对2022年1月生效的RCEP产生直接冲击，也将影响到经贸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与助推器的积极效应。

不仅如此，按照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规定之多层次开展国际安全合作，战略和系统地推进安保政策的思路，日本似将引入更广泛的双边经济“2+2”机制，试图打造针对中国的多边化、广域化的经济安保共同体。

客观地看，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再加之战略资源主要依靠外部供应的国情，日本采取一定的经济安保举措亦可理解，但应保持基本的政策理性和战略自主性，防范经济风险更应有其合理边界，而不应以零和思维渲染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甚至地缘对抗的消极趋势。日本若一味追随美西方对华经济技术“脱钩”，不仅将严重冲击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其本身亦将陷入进退维亟、跋前疐后的战略窘境。

《日本经济新闻》5月报道，日本电产、三菱化工与三菱瓦斯化学以及大日本印刷等在华日企决定增资扩产。再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受访的1553家日本企业中，有72.2%表示2021年度在中国实现盈利，超过了2020年度的63.5%，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它们盈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地市场销售增加”和“出口扩大”。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强劲的市场复苏，是促使日企持续增大在华投资的主因之一。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中国经济更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客观规律告知我们，日本经济安保不仅有悖于产业发展规律以及企业追逐利润的特性，其闭关自守、断鹤续凫之举亦注定失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