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实用主义移民政策酿成人权惨剧

近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发生了非法移民死亡事件，造成至少50人遇难，这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西南边境最惨痛的移民悲剧。然而这不过是在美国总统拜登高调承诺废除特朗普时期颁布的“第42条边境条款”（允许边境当局迅速驱逐无证移民，无需等待具体评估和听证）后，移民大篷车队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尽管拜登上台伊始致力于全面改革前任的移民“苛政”，拓宽移民渠道，但一方面那些给移民政策添加少许“人性化”成分的尝试均在后期回归原状；另一方面因难以承受移民政策频繁变动触发的大规模移民潮，得州州长启动了边境安全项目“孤星行动”，加大热点地区警力部署。联邦政府的“表面放宽、实则严打”同州政府的强力管控措施相互抵牾，共同将美国变成“极富诱惑力的陷阱”，非但没能给深陷人道主义灾难的无证移民“松绑”，反而造成被驱逐和抓捕的移民数量激增，大量人员滞留于不具备必要生存条件的临时收容营地和非法移民拘留营中，基本人身安全难保等惨境。究其根本，上述移民人权被漠视既是制度性、系统性悲剧，更是美式人权颇具偏狭性，移民权利缺乏统一标准，对移民的态度完全迎合国家利益现实需要，不顾人道主义和非歧视原则等国际公允的真实写照。

受新冠肺炎疫情与系统性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右转”思潮交织作用，美国的移民容纳力从物质和社会心理角度均捉襟见肘。因此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移民权利的标准并非统一自洽，而是将合法移民-非法移民、白人-少数族裔、穆斯林-非穆斯林、高技术移民-其他移民作区分处理。例如，同样面临警察问话乃至牢狱之灾，美国公民有权获得“米兰达警告”提示，允许其对警方保持沉默并聘请专业律师代为出庭辩护。但针对移民的执法往往带有鲜明的种族定性色彩，把移民，特别是少数族裔移民与暴力、贩毒、恐怖主义等进行刻板关联，无视其合法申诉权利，迅速加以逮捕。

美国对移民权利的定位并非普世恒定。移民作为美国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很难从该国对移民权利的实际定位中得到安全感。主要原因在于移民权利的受重视程度随着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外政策目标、意识形态拉拢、国际形象塑造等因素不断调整。如拜登上任半年后提出向非法移民主要来源国——中美洲北三角国家提供3.1亿美元援助，且承诺40亿美元的中美洲基础设施援助计划，来根本改善非法移民的不利处境。该做法看似顾念移民权利，却带有通过笼络拉美价值观相近国家来抵抗俄罗斯等国影响的政治考量，故而40亿用于分担移民压力的经济发展资金至今仍未到位。这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做法相似，为了配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攻势，一面以国家安全为由追查、逮捕部分合法外侨；一面欢迎和鼓励来自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赴美留美，彰显其制度吸引力。另外，配合当前大国科技竞争需要，美国强化了STEM专业博士留学生不受绿卡名额限制等“揽才政策”，高技术移民各项权利或将受到超过其他类别移民的重视。

美国对移民权利的保护并非一视同仁。首先表现在边境移民执法操作层面。鉴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可行使酌情权，因此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无法约束不同司法辖区的执法团队，确保他们采取统一标准，这就给边境巡逻人员依据个人好恶和种族偏见制造“边境线上的歧视”预留了较大灰色地带。其次，即使成功留在美国，新移民在教育、就业、居住条件等方面也将比本土人口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更具不确定性，承受相对较高的居留成本及更大的心理负担。在美国社会撕裂有余、共识不足，不断质疑自身移民国家身份的今天，保护移民权利只是一个美好愿景。

回顾过往，今天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潮正是华盛顿当年推行门罗主义，着意塑造美洲唯美独强、其他国家孱弱依附的“后院”模式所必然承受的历史代价。着眼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强迫遣返数万移民或将之留在第三国，不仅无助于全球公共卫生灾害的普遍缓解，最终也将影响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