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是怎么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

求解放：撕开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欧洲发达的顶点，也是西方衰落的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西方文明内部危机的大暴露，世界性战争也催生了新兴国家和新型制度的出现，从而动摇了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所支配的世界政治结构。西方的衰落导致的世界政治结构重组，一方面是西方内部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西方内部危机所诞生的社会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批量产生以及随后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根本性地动摇了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

中国共产党正是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的产儿，也成为撼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有生力量。这是因为，中共的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都是国际主义的。在思想资源上，主张世界革命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共成立的指导思想；在组织资源上，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中共二大决定关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决议文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形成的。这些决定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具有世界政治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亚洲秩序，此前美国以蒋介石政权为基地而支配其在东亚的秩序，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转而以日本为基地。其次，中国的规模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信心至关重要。第三，新中国的出现对民族独立和解放具有标杆意义。二战之后的20年里，从南亚、东南亚到非洲，出现了人类空前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新兴国家批量诞生，其目标大多数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名称各异。

到新中国成立时的20世纪中叶，两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即政治上“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经过一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的“反向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解放性制度体系，最终撕开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重组了国际秩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求富强：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中国前30年不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不可用GDP衡量的社会建设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中国人履行“坚持方向、混合至上”的原则，很快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被认为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因为中国深厚的文明和超级规模，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了世界。

国际秩序是由价值观、国际制度和中心国家治理能力三个要素所构成，而价值观和国际制度都是中心国家所塑造的。目前，曾经流行的“普世价值”处于悖论之中，自由贸易原则被贸易保护主义折冲，言论自由因“政治正确”而大打折扣，平等权遭遇到白人至上原则。价值观的混乱进而导致国际制度的失灵。这一切，都源自“普世价值”的挫败和美国治理能力的衰败。美国国内的治理出现了大麻烦，既有因工业空心化而导致的底层白人的生存问题，也有与生俱来的黑人问题即民族问题，还有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移民冲击的美国“国民性问题”。三重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美国国内的极化政治，制衡体系变成两党之间的“否决制”，在福山看来，这本身就是“政治衰败”。霸权国家的政治衰败必然会引发国际秩序的大变革，或者说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所在。

在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经济体崛起了。1840年，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占40%，西方是60%；1900-1980年，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业仅占10%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占90%；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个西方工业国家占绝对主导的比例。到2010年，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已经达到40%，西方国家下降到60%，而且，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趋势仍在加强，到2020年，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权重已经达到一半，世界仿佛重返1840年。但是，不同于1840年的是，那时的西方大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革命，而非西方甚至还不知道火车为何物；今天，非西方国家在学习中赶超，二战后，制造业中心发生转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东亚地区，又从东亚地区转移到中国大陆。

财富权力转移再次证明霸权国家衰落的一般规律，从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共同的规律是工业经济脱实向虚。西班牙开始“白银资本”，带来手工业的衰落，以及法德等周边国家的兴起。英国19世纪末工业基本让位美国和德国。这是财富转移导致的霸权衰落，具有不可逆性。

二战以来，国际秩序似乎从来没有目前这般混乱。一方面，既定国际秩序的建构者反而成为秩序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而其他传统的秩序维护者比如德国、法国又势单力薄，难堪重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新政治力量比如中国和印度等，尽管不满于既定的国际秩序，也无意建构一个替代性的新国际秩序，它们追求的是让既有国际秩序更多元化、更平等化、更公正化。未来的世界政治向何处去，说到底取决于新型中心国家的治理能力所带来的制度供给能力，一如过去的国际秩序先后由英国、美国建立一样。但中国崛起而诱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彰显了可以观察到的意义。

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福山看来，中国道路成为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战者。或者说，有着中华文明基因而非奉行自由主义的中国道路，给新国际秩序带来了新价值元素。在世界政治史上，中国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次不以战争掠夺而以和平发展跻身于发达序列的国家，根本改变了西方国家崛起道路和影响世界的方式。在西方兴起后的300年里，世界政治被认为是“无政府状态”，或者说国家之间是“准战争状态”，国家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是原始状态中狼与狼的关系。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写照，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不曾依靠战争、殖民、掠夺而发达起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载入人类历史，中国以改变自己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并创造了人类文明形态。

第一，在文明层面，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将改写300年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政治的深层结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发挥重要作用。对此，西方战略家如亨廷顿早就提出“文明冲突论”。但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思想，在当下实践中体现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多种文明和平共处。如果说西方文明追求的是一种帝国式强权秩序，中华文明主张的则是一种大同型共存秩序。相对于“文明冲突论”，中国人奉行的是“孔子改进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我们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而不是赢者通吃。

第二，在制度层面，300年来形成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在这个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也走上发达国家的老路，必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附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发挥了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借鉴了发达国家一些成功的经济管理经验，在全球化中逆袭成功。中国经验为那些想发展而又要保持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启示。

第三，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的崛起势必影响二战后形成的东亚秩序，中国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和向心力必然加强。即便是在全球政治中，正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所说，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一直是领跑者，只是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一度落伍了，现在的中国只不过是回到其应有的位置，因此西方国家需要正确面对这个“新竞争者”。

秉承天下大同理念的中国，先是“求解放”而在改变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而通过改革开放“求富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倡导多样文明和谐共存。有目共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