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日本面临最大威胁是国家战略出轨

日前有媒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仅将于本月底出席北约峰会，还考虑在峰会期间举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亚太四国领导人会谈，推进旨在应对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可以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政府在加强防卫投资、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以及干涉台海议题等方面走得越来越远。

笔者认为，当前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与其说来自外部安全环境，不如说是来自日本国家战略出轨、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和自我预言的实现。“国家战略出轨”主要是指，日本脱离战后宪法下和平发展轨道，采取远交近攻、与邻为敌的军事外交战略。

首先，自安倍晋三执政开始，日本外交形态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外交与安全（军事）三步走，逐步实现一体化。2007年安倍首次执政期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是其第一步，防卫大臣取得与外务大臣平起平坐、参与决策的地位。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后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形成统揽外交与安全的指挥塔，出台战后首个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是第二步。在首相的统辖下，防卫大臣的发言权进一步上升。从此，日本外务省与防卫省几乎形成一体两面的对外战略决策与运作体制。防卫省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今年内，岸田内阁制定新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自卫队中期装备五年计划，将意味着迈出第三步。

东京已不再是自卫队严守“专守防卫”、外务省在国际上广泛开展和平外交，从而实现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是防卫省频繁登上国际舞台，甚至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角。尽管日本外交与防卫仍各有分工，但离开军事安全谈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已很难看清其本质和全貌。

其次，日本国家战略的两大目标：对内谋求修宪，对外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实现对华地缘战略制衡。岸田内阁继承了安倍内阁的上述两大国家战略目标。目前，自民党内修宪派已占上风，一是宣称战后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二是强调为应对“中国威胁”而必须修宪扩军。今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后，若主张修宪的朝野各党合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岸田内阁将在安倍推动下讨论任内修宪，以便进一步在军事方面自我松绑，放手与各国展开军事合作、武器出口、联合作战，成为“能战的军事大国”。对此，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今年4月，在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提交给岸田的自民党政调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案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日本对外战略已脱离“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谋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传统轨道，转向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与更多国家建立准军事联盟，利用中美矛盾，突破战后禁区，公开干预台海、东海、南海，在军事上“呼吁各国共同钳制中国”。这预示着导致中东、欧洲战乱的“暴力多边主义”阴云未来将笼罩在东亚上空，并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日本上述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并非单纯追随美国。事实上，2006年安倍首次执政前便针对中国提出形成美日澳印四国联盟；2007年他执政后曾提出“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2016年安倍又正式提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安倍又诱导美国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如今所谓“印太地区”已成拜登政府认定的战略核心地带。

作为日本印太战略的升级版，年内出台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有可能提出欢迎北约军事力量进入所谓“印太地区”，从而打造针对中俄朝的美日欧军事大联盟，并企图将东盟和韩国纳入其中。另外，日本还将决定拥有打击敌国指挥中枢的所谓“反击能力”，并在5年内将防卫费的GDP占比从1.24%提升至2%，进一步突破宪法限制。这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说，无疑将是高成本、低安全并难以持续的一条危险道路。尤其日本在经济、财政增长缓慢情况下却突然提出未来5年防卫费倍增计划，这是战后以来罕见的反常现象。若因此而减少日本政府在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岸田提出的所谓“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可能归于失败。

第三，在涉及台湾及钓鱼岛问题上，日本绝非只是追随美国，而是积极利用中美战略矛盾从中渔利。今年以来，在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以及美日澳防长、美日韩防长联合声明中，多次提及台海议题，以及希望所谓“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不过，日本从未表示所谓“和平解决”是指两岸和平统一，难免令人觉得这只不过是支持“和平台独”的隐语。日本一些人内心期盼中美两大二战的战胜国在台湾问题上迎头相撞、两败俱伤，而日本从中渔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今年以来安倍晋三与蔡英文进行视频会谈，并多次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敦促美国改变对台“模糊政策”，企图诱使美国卷入台海战火。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更是主动拉拢美国协防，领跑带节奏，意在促使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倾向日本一边，迫使中方“知难而退”。2014年，安倍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即美国承诺协防日本管辖下的疆域，间接造成美国放弃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此后，日本不断促使历任美国总统作同样表态。美国当然不情愿被日本带节奏，但难免错误地陷入大国权力政治的霸权逻辑而难以自拔，并把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最大帮手，与日本相互利用，甚至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扩充军备推波助澜。

美国战略家曾把美日同盟称作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瓶塞”，但实际上美日同盟也许更像鳄鱼的蛋壳。日本想利用内外环境逐步将自己孵化为“能战军事大国”，然后破壳而出，最终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