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如何给见义勇为者打造“护身符”

近年来，在一些闲散人员寻衅滋事事件中，不少路人都选择充当旁观者。见义勇为现象不够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城市化导致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习惯于邻里守望、亲朋互助，而倾向于对陌生人冷眼旁观。但是，法律制度应当起到对见义勇为的鼓励作用。

在一些司法判决中，见义勇为者的确遭受过具有争议性的待遇，如“福州赵宇案”。2018年12月，赵宇因阻止女邻居被打，将施暴者踢成重伤，被公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后经微博求救该案引发社会关注。最终，检察机关认为，赵宇的行为属于制止不法侵害，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对其做出不起诉决定。虽然赵宇感受到了法律正义，但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被迫微博求助等经历，客观上传递出“见义勇为有风险”的不当观念。

我们需要为英雄鼓掌的法律。中华文明从来不缺乏英雄主义，但更需要鼓励英雄的保障。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持中立态度，主要是基于警惕私刑泛滥，担心罗宾汉式的侠盗游离在法律之外。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民间“以暴制暴”的现象整体上已经得到消除。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形成“全民皆英雄”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做斗争，让不法分子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可喜的是，我国法律正在逐渐校正“抑制见义勇为”的理念。2021年的《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此外，第184条进一步强调：“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明确表明了“鼓励见义勇为”的立场。未来我国法律需要完善的，是进一步激活《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规定，使其成为鼓励见义勇为的条款。

近年来，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于欢因母被辱而杀人案”“昆山反杀案”等案件中，我国司法机关从“限制防卫权”转向“扩张防卫权”，向全社会传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使正当防卫变成公民反抗侵害的制度依据。未来，我国还需进一步激活正当防卫规定，使之既“鼓励被害人反抗侵害”又“鼓励路人见义勇为”。

第一，我国的防卫权本身就包含第三人防卫权。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在英美国家，正当防卫主要是被害人的自卫权。早期英国判例认为，国民不能用武力保护与自己无关的旁人，除非与其有特定关系（如父母、子女、同事等）。至今，英美国家的刑法仍然认为，为他人防卫时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人人都当警察。但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防卫权包括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秩序维护权，以及为他人利益的第三人防卫权，这两种防卫权都是见义勇为行为。而且，我国《刑法》不要求防卫人与被害方利益之间存在特定关系。换言之，任何公民遇到不法分子侵害公共或他人利益时，都可以挺身而出行使防卫权。这种将秩序维护权和第三人防卫权纳入正当防卫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换言之，我国《刑法》奉行“鼓励见义勇为”的政策导向，司法机关要用好、用足立法资源。

第二，司法机关应当秉持“鼓励见义勇为”的刑事政策。再好的立法都需要司法机关的准确执行，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不断扩张着被害人的防卫权，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接下来，司法机关还应激活“见义勇为型”防卫权，在处理“福州赵宇案”类似案件时，大胆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对见义勇为型防卫人，原则上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即使见义勇为者防卫过当，造成重大伤害，原则上也按照“情节显著轻微”进行不起诉处理；在见义勇为者造成侵害人死亡时，即使要定罪，原则上也应判处缓刑。同时，在证据标准上，采用“有利于防卫人、鼓励见义勇为”的推定原则，在出现证据难以认定的情形时，一律认定见义勇为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三，在国家层面出台鼓励见义勇为的专门性法律。美国很多州都有专门鼓励见义勇为的《好撒马利亚人法》，我国也可以借鉴类似立法模式，制定专门法规定见义勇为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未来《见义勇为法》应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和精神嘉奖，在医疗、社保、教育、就业等领域，给见义勇为者全面的政策鼓励，形成“一日英雄，终身受益”的激励机制。

总之，鼓励见义勇为应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行动。激活正当防卫规定，赋予见义勇为者以法律护身符，必能让互助精神频频闪耀于华夏大地。（作者是浙江大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