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显露多重危险

俄乌冲突以来，日本追随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在其国内一边倒的“反俄”舆论中，右翼保守势力蠢蠢欲动，试图抓住国际舆论对俄不利之机，借题发挥，混淆视听，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正名。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此前在党内集会上宣称，二战中苏方单方面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即《日苏中立条约》），向日本发起侵略。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曾称，日本绝不能忘记苏联侵略日本的历史。这种日本遭到“侵略”的论调令人惊愕，但在日本国内似乎并未引发相应关注。事实上，1945年4月5日，苏联向日方宣布：鉴于日本帮助德国进行反苏战争，并同苏联的盟国美英交战，中立条约已失去意义，提前一年废除。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强大攻势，给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迎头痛击，加速日本战败进程，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早有定论的今天，日本一些政治势力谋求利用俄乌冲突为侵略历史翻案“洗白”的做法，无疑令人不齿。日本在对俄态度上折射出的错误历史观，其影响绝不限于日本同二战受害国的关系，也事关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和地区和平稳定。联系到当前自民党政权推动军事安全政策调整的一系列动向，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正显露出多重危险性。

第一，“受害情结”驱动下的国家意识“泛安全化”。战后长期以来，从广岛、长崎遭受核爆，到东京大空袭，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反思多聚焦自身作为“受害者”的部分，避而不谈历史真相的另一面——日本作为“加害者”到底做了什么？亚洲邻国在日本侵略下经历了怎样的苦难？这种偏狭的历史观造就日本社会浓重的“被害意识”。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和朝鲜问题，日本一些人担心亚洲邻国对其“复仇”，“被害妄想”愈演愈烈。随着日俄关系恶化，日本一些政客又开始炒作日本面临“中朝俄三面威胁”，并臆想出种种耸人听闻的“对日军事攻击”版本。在此背景下，日本在《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政策文件中大肆渲染“外部安全环境严峻”，甚至连对外经济合作也被赋予“安全”意涵，使内外政策日益呈现“泛安全化”的偏执取向。

第二，保守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民粹化。日本错误历史观的根源之一在于战后改造不彻底，出于冷战需要，华盛顿将日本打造为反共防波堤，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势力残余，还大力扶植与军国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势力上台执政。回顾战后日本政治史，“55年体制”下尚有社会党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牵制保守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躁动。冷战后随着内外形势变迁，左翼势力日渐衰微，日本政坛呈现自民党一党独大、保守势力主导的格局。而美国出于对日借重利用的需要，也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暧昧。缺乏内外约束的错误历史观大行其道，造成日本自民党从小泉时代就开始向民粹政党转变，过去主要动力是“反中厌韩”，现在则演变为“遏华反俄抗朝”，这也成为自民党的主要权力来源之一。

第三，僵化战略思维浸淫下的社会思潮极化。俄乌冲突以来，日本自民党政权将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视为加快推动修宪强军的“国家正常化”进程的机遇。在精英集团的政治操弄和舆论操控下，日本国内主张“强军备战”的民粹主张日盛，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式微，政坛、媒体和学界失去了理性多元的政策思辨，日本对外战略思维愈发僵化和极端。

以对华战略为例，近年日本炮制出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说辞，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积极扮演美国遏华“马前卒”，热衷在地区搞围堵中国的阵营对抗。事实上中日不仅缔结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现实中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深入融入地区产业链。对此日本社会缺乏理性认知，围绕“中国威胁”的真伪也不见任何政策讨论辨析，日本精英阶层陷于冷战思维难以自拔，让人担忧日本的发展走向。近代以来，日本曾几度孤注一掷豪赌国运，既有变革崛起的成功经验，也有灾难深重的惨痛教训。日本当政者需认清，赌运从来不会长久，通过渲染制造外部危机服务特定的政治目的，并不能推动日本重新强大，也难以带来绝对安全，最终只会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