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骏：日本“经济安保法”有何潜在危害

日本国会新近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引发日本国内外的持续关注。该法将从明年开始分阶段实施。仔细阅读这部被称为岸田政府标杆性政策的“经济安保法”，不难从中发现三个趋势性信息。

第一，该法为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提供更多“合法性”解释。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它放大了日本首相权限，给予其充分的命令权和调查权，并要求各级部门积极配合和严格服从首相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而提出的指示。不仅如此，作为提交国会审议的主要理由之一，实施该法的两个“确保”格外引人注目：一是确保特定重要物资的稳定供给；二是确保特定社会基础性劳务的稳定提供。

尽管法律文本没就“特定重要物资”做出具体的限定，但从目前日本政界及经济界的关切来看，半导体及稀土等稀缺性资源将被列入其中，未来相关商品的进出口及内外生产等也将受到严格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对于“特定社会基础性劳务”，“经济安保法”详细列举电力、石油储备、通信、金融等14个细分行业，涵盖宏观经济运营的几乎所有基础性行业。由是观之，未来日本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介入或许会是全面性的。

第二，日本海外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将会加速。日本政府干预国内产业发展的力度与强度进一步提升，势必会引发“蝴蝶效应”，促使日企的海外工厂及生产基地等加速重新布局。这一变化将呈现两种明显趋势：一是包括半导体设计与研发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加快向日本本土回归，并有可能通过积极引入外资等促进政策，形成和巩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高新技术竞争优势与生产优势；二是海外生产基地将向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加速转移，并在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寻求开发新市场、创造新的经济收益。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全球产业链调整正受到两种力量驱动，一是市场，二是意识形态。按照市场原则安排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分布当然无可厚非，既符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和大势，也有助于为全球社会创造更多福祉。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目的鼓噪供应链转移甚至“脱钩”则恰恰相反，不仅无益于特定产业中长期的合理规划和发展，也无益于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经济复苏，甚至无益于人类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与文明共享。

第三，“经济安保法”的通过与实施凸显日本社会保守化进一步加剧。较之其他法案，“经济安保法”从设想提出、法案编制再到国会审议通过，所用时间是相对较短的，在国会两院及社会层面都没遭遇有力的反对和阻拦。换言之，日本政界及社会在该问题上形成相当程度的意见统一。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安全问题更容易引起社会共同认知和支持，而这份“经济安保法”正是直接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进行挂钩。但这一问题背后的实质，却是日本社会整体对外交流合作的意愿与积极性都在持续衰减，社会内卷化日益明显。而且，为了确保所谓绝对“经济安全”，日本正在主动放弃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些重要机遇，并用僵化的“小圈子”思维模式约束、限制其广阔的发展和进步空间。这与东京十多年来宣扬的“平成开国”或“再次打开国门”等口号显然是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经济安保法”的通过与实施必将对日本未来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重大影响，而“特定重要物资”和“特定社会基础性劳务”也将成为其中两大关键议题，我们需要对此保持关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