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土耳其在世界变局中探索合适定位

由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公开表示，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北约原本信心满满的最新一轮扩张被画上了问号。这也引发外界对土耳其外交的关注。

不可否认，俄乌冲突爆发两个多月以来，土耳其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找到一定的交集，甚至成为唯一能够主持俄乌和谈的国家。不仅如此，土耳其近期还积极改善同阿联酋、沙特、埃及、以色列、亚美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很明显，这是土耳其外交近年来的又一次转向。作为一个实力中等的地区强国，土耳其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正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特征，“中”字可能比较恰当。地理上，土耳其处在亚非欧三大洲的联通中心；文化上，土耳其处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中间；国家规模上，土耳其（人口全球排18位、领土面积排36位）介于大国与小国中间；经济水平上，土耳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2年预估人均GDP全球排106位）处于富国与穷国中间；交通上，土耳其处于资源出口国与进口国的中枢位置。土耳其的历次外交抉择，都离不开这个“中”字。

从1923年建国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土耳其一直想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土耳其曾尽全力脱亚入欧，甚至想斩断同伊斯兰传统、亚洲身份的关系，成为一个现代化西方国家，因而在一段时间里与美欧走得更近。土耳其1952 年加入北约，1963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国，1996 年同欧盟建立关税同盟，1999 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但不论土耳其怎么努力，加入欧盟的尝试总是屡屡受挫。欧盟历经7次扩员，到目前27国，唯独把土耳其挡在门外。最终，土耳其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加入欧盟，因为土耳其太大，拥有8000多万人口，会成为欧盟最大的国家；因为土耳其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会成为欧盟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

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开始执行“南线政策”，开启第一次外交转向。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提出，从影响力方面看，土耳其同时是一个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黑海国家。土耳其在文化、政治和安全上与美欧拉开距离，不再充当西方对付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的“桥头堡”，而是提出“零问题外交”，同所有中东、中亚国家发展平衡的关系。土耳其一度挖掘自己的历史财富，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为土耳其新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的主义针对不同的地区和目标，例如，新奥斯曼主义针对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当年的属地，投射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零问题外交”在早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耳其同中东、中亚国家的关系。

2011年爆发所谓“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介入中东事务增多，开始第二轮外交转向。“阿拉伯之春”过程中，政治伊斯兰迅速崛起，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出现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台执政。土耳其自认为是伊斯兰与民主政治结合的典范，全力支持中东各国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但是，政治伊斯兰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土耳其在外交上也承担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与以色列、叙利亚、阿联酋、埃及、沙特等一大批中东国家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毕竟，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是历史沉渣，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精神支柱，更不可能引领世界潮流。

2016年挫败国内“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在外交上开始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军事介入多起冲突，形成了第三次外交变革。土耳其因此同美欧关系迅速恶化，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在利比亚，土耳其的军事干预扭转了战局，使自己成为谈判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方。在卡塔尔，土耳其借助军事基地，把楔子打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在东地中海，土耳其与希腊几乎走到战争边缘。2019年从苏丹租借一个岛屿，最近又同埃塞俄比亚商讨军事合作，与尼日尔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触角越来越广。目前，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家有驻军。然而，尽管土耳其在每个热点问题上都能参与其中，但想发挥主导作用仍面临诸多限制。

自2021年初起，土耳其外交开始回调。实际上把2011年以来诸多做法都推回，构成了土耳其外交的第四轮转变。土耳其主动让步，限制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在土耳其的活动，放弃对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件的审理，以改善同以色列、沙特、埃及的关系。乌克兰危机为土耳其外交提供了一次契机，土耳其秉持中立、平衡立场，扩大了自己在美欧俄之间的回旋空间。

客观说，土耳其是一个处于全球十字路口的中等强国，目前并无实力成为独立的全球性大国，也很难真正融入一个大国集团。当土耳其想追随、融入一个大国集团时，往往会引起这个大国集团的警觉，也会限制其发展空间。当土耳其只想扮演枢纽角色时，又担心自己被边缘化。明年6月土耳其将迎来大选，土耳其的对外交关系探索值得关注。毕竟，既往的历程表明，这样一个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大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