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如何看这波“中美科技脱钩”说

“科技脱钩”在大国竞争的叙事中已不是新鲜词。近期美国智库学者围绕是否应该实现“中美科技脱钩”、如何平衡“中美科技脱钩”与国家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乔恩·贝特曼4月撰写的《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亚历克斯·李3月发表的《美中科技竞争：不要脱钩——多样化》。

第一，“中美科技脱钩”的政治色彩大于现实安全需求。

“中美科技脱钩”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富有政治色彩的措施。卡内基的报告认为，当前中美科技“部分脱钩”正在进行中，且美国政府是主要推手，它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拒绝许可、签证禁令、关税制裁等限制手段。根据美国法律，政府官员在实施“科技脱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只需要援引“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等宽泛概念，就可以限制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在中美之间的流动。

哈佛的报告则认为，虽然与中国的技术和供应链联系确实带来具有挑战性的国家安全问题，但为了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必须使用狭义、客观和统一的国家安全框架。缺乏清晰一致的国家安全叙事和评估标准，任凭“技术危机感”蔓延，以各种“脱钩工具”来应对泛化的“国家威胁”，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卡内基的报告还提到，“中间派”建议“中美科技脱钩”要得到多边协调。拜登政府致力于组建的“民主国家科技联盟”，就是企图将中国置于孤立境地。这种与国家实力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导力竞争，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走向。可见，“中美科技脱钩”无非是要阻碍减缓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将中国排挤出高端产业链。维持美国科技霸权地位的意图远大于维护现实安全的需求。

第二，一刀切的“中美科技脱钩”会给美国带来三重打击。

哈佛的报告认为，美中技术供应链几十年来一直相互关联，包括硬件、软件和数字服务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一刀切的“科技脱钩”行不通，并且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首先，在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等技术限制时，美国公司也会受到监管和不确定性的束缚。在不加评估一刀切的情况下，对中国的任何单边限制都意味着将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和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欧洲、亚洲甚至中国公司将填补这一空白。其次，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公布的规则和指导意见将阻止美国公司加入包含“实体清单”企业的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影响美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最后，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没有向实业界传达一个有凝聚力和清晰的国家安全叙事与评估标准，特别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

第三，中美“科技脱钩”的前景和我国的应对。

在一些特定战略技术领域，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精准脱钩”和“精准挂钩”的策略，以保持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和技术优势的平衡。虽然拜登政府目前尚未完全确定“脱钩”的边界，但在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已形成基本共识；而“挂钩”的领域基本会限定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业。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保持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良好态势，不断增加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筹码，产业链中“我中无人”不是最安全的，“人中有我”才是效益最大化，在开放发展中求安全才会是赢家。同时，力求减少对美国单一技术来源的依赖，加强与欧日韩等的科技合作，鼓励国产替代，中国超大规模的制造生产和消费市场，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内生升级的环境。

其次，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支持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最有远见和价值的长期投资。拜登政府上台后一系列大手笔烧钱的法案都被认为是在花钱买时间，卡内基报告中的“防御性”策略也是在为实施“进攻性”策略争取时间，而时间在中国这一侧。美国推行“中美科技脱钩”基于的假设是认为“脱钩”能够削弱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延缓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然而经过几十年积累，中国基础科研发展已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历史规律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基础研究正从平台期走向跃升期。未来10年至20年是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支持加强基础研究，推动重大突破性成果出现。

第三，坚持并积极倡导国际科技合作和开放。美国政府主导的“中美科技脱钩”不仅将影响中国科技企业向美国市场的进军，而且也将影响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立场，从而客观形成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科技上的“站队脱钩”。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让反美（对抗）情绪主导我们的科技发展进程，而要更加坚定地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和研究开放。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企图阻拦他国科技发展和创新进行的科技封锁，长远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还可能导致市场的丢失、延缓自身的科技更新和进步。科学无国界，学术自由和科技交流都是美国遵循的传统，也是它今天能保持强大科技实力的根本所在。中美的科技合作应尽量避免政治化，开放交流的重要性也将随着两国合力应对全球性难题的需求而增强。（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知识产权与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