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宇：日本“经济安保法”或打击中日经济关系

5月11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自2023年起将分阶段实施。日本岸田文雄政府成立以来，宣称将“经济安保”确立为招牌政策，并通过新设经济安保担当大臣一职、召开专家研讨会、推动经济安保法制化等手段确保政策有效推进。总体看，日“经济安保法”字里行间充斥着针对中国的“小心思”。

日本“经济安保法”覆盖了强化重要物资供应链、确保基建设施安全运行、官民合作研发尖端技术、特定专利非公开等四大支柱，呈现三方面突出特点。一是透过行政手段加力干预日经济运行。“经济安保法”赋予日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监视、调查、管制进出口、调整供应源的权限。如为防止本国基础设施遭外部网络攻击，日基建企业在引进国外设备之前须向日政府提交申请书并接受审查。若日政府将设备提供方认定为“具有安全威胁的国家”，将会责令企业中止引进计划。二是聚焦渗透到尖端技术领域*。*该法规定，日政府将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搭建磋商平台、共享敏感信息等方式，促进官产学三方在量子、宇宙、海洋、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由于这些技术无一不具有军民两用性质，日防卫省、国家安全保障局等部门人员参与到尖端技术研发磋商会议中，值得关注。岸田曾公开声称要将经济安保政策内容反映进日本防卫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订版中，把经济问题武器化的倾向十分突出。*三是联合美澳等国**排挤中国的意图明显。*该法强调日本将实现重要物资的自主生产和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以“消除因过度依赖特定国家而带来的潜在断供风险”。另外，该法所涉的特定专利非公开制度亦旨在提防关键技术流入中国。与日“经济安保法”形成呼应的是，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列举了日美、日澳、日欧等经济安保合作项目。这表明，日本将进一步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图构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

长期以来，中日经贸投资关系十分密切，贸易结构互补性极强。据统计，尽管受疫情冲击，两国人员往来遭遇种种限制，但2021年度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依旧维持在3714亿美元的高水平，中国已经连续15年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度日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3亿7400万美元，在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排名第三。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中日双边经济关系有望迈上新台阶。

历史地看，经济关系一直发挥着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作用。近来，由于担心“经济安保法”可能冲击中日互利互惠的经贸投资合作，不少日本经济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日政府维持好中日经济关系，强调中日关系对于日本自身经济发展、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专家还提及，美日两国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生过激烈的半导体之争，面对日半导体技术一骑绝尘、引领时代“盛况”，美国出于不平衡心理，残酷打压日本。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迎头赶上，迅速削弱了日企的竞争力。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都高度关注自身经济的安全性，这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关注应该有其合理边界，不应助长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甚至地缘政治武器化的消极趋势。日本政府推进实施“经济安保法”时，应保持一定的理性和战略自主性，摒弃零和博弈过时观念，避免盲目跟风对华搞不现实的所谓经济技术“脱钩”，沦为他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从而陷入损人不利己的战略窘境。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尤其经济界人士应加强沟通对话，了解彼此关切和底线，维护双方来之不易的经贸合作成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