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志斌：从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看中国“影响力”

过去，中国企业强调的“走出去”，是通过投资或产品外销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基于数字时代下的国际规则及标准的制定，一条新的“走出去”路径正在形成，并且在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带来更高的回报和更大的价值。

自1969年互联网诞生，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如果说TCP/IP与万维网两个重要标准的制定推动了信息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与科技生态繁荣，那如今，在前沿科技的爆发和类脑智能巨系统兴起的背景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第三次信息科技生态全球性标准的制定。

近期，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中频频传来中国“捷报”。4月4日至12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SC27（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分技术委员会，简称“SC27”）工作组会议和全体会议上，中国有序推进了多项在研国际标准制修订和研究项目。

4月25日，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发布首个面向供应链金融的区块链国际标准，由蚂蚁集团牵头，参与方包括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同济大学、京东、腾讯和浦发银行等。该标准将定义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通用框架、角色模型、典型业务流程、技术要求、安全要求等。

参与国际标准——尤其是数字时代的技术标准制定，已然关乎国家技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也是在数字时代下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从鲜有发声到积极参与：中国释放积极信号

为什么过去的国际标准组织及国际标准中鲜有中国的身影？因为彼时的中国企业在科技力量上薄弱，难以迈进标准制定门槛，更遑论在国际上发声。

为什么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从标准的“接受者”转向“制定者”，是因为当下和未来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息息相关。我国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并非要“主导”或“操纵”国际标准制定过程，而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我国有能力也有需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进程。

一方面，面对国际性发展问题，比如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应用等全球面临的社会性治理问题，更需要全球多参与者发声，参与到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中国声音”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仅是主权国家的责任所在，从全球治理角度考虑，也是保障国际标准的多样性和公平性的重要举措。中国参与标准制定也将有助于完善全球性公共产品、保障全球监管利益。

另一方面，随着新兴产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鉴于“产业发展，标准先行”的趋势——即制定规范要求逐渐走在了产业发展的前面，各国积极通过国际或国家标准的指引，带动前沿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标准的主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的引领者和市场的控制者。出于国内技术产业发展的长远考虑，主动积极参与到国际高新技术标准的制定，是我国持续增强各产业、企业的全球市场竞争力所不能退让的重要布局，同时能够避免由于标准原因，被部分国家有意排除在某些高新科技国际市场以外。

回顾过往，ISO国际标准组织成立于1947年，中国是其25个发起国之一。然而直到1981年，我国才主持了第1项机械工程方面的国际标准。ISO成立以来，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主导和参与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从而在国际贸易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2002年，欧盟要求销往其市场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锁，而安全锁的主要专利当时已被欧洲国家抢占，要达到这一标准，我国企业必须支付高昂的专利使用费。这一情况使得我国当时年产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近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面临退出欧盟市场的危险。

“安全锁事件”是将标准与专利技术捆绑，争取竞争优势的案例缩影。为了摆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技术脱钩”，重新取得话语权，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在国际标准化事业上走过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随着中国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整体性提升，在2015年到2020年间，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持的国际标准数量突破了800项。

目前，我国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要清醒看到离欧美还有较大差距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当国际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大国追求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也在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其重要性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参与者们”在相关领域发声。

“中国参与者”：科技公司成为行业标准力量

一个国际标准从立项到最终发布需要2-4年时间，其中经过多轮辩论、沟通，起草等大量推动和研究性工作。每个标准都需要长期的技术投入和坚持，而资金支持、专业人才的配置亦不可或缺。因此，技术标准制定更需要各方共同发挥优势。

企业作为主要的市场参与主体，是参与制定标准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前沿技术领域，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参与者们”更具话语权和实践经验。譬如在美国，英特尔和微软等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其所属领域的标准制定者。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代表企业有FaceBook和Google。

观之国内，2000年以来，由于出口外贸需要，以海尔、美的等为代表的公司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要“中国参与者”。2010年以后，由于第三次信息科技生态全球标准的需求产生，科技机构及企业在技术标准制定工作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以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在3G时代不断发力；到了5G时代，包括华为、中国移动在国际标准上甚至已经领先国外同行。

其次，除了信息技术的基础领域，随着数字经济和应用技术的深入发展，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区块链、安全科技等领域上，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科技企业的身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集团等在内的科技企业从2015年后开始陆续搭建团队，至今已在新兴的数字技术领域制定多个国际标准。其中，蚂蚁集团参与制定了近40个国际标准，主导的标准超过20个，涵盖区块链、隐私计算、移动支付、安全科技等领域。阿里巴巴在小程序、隐私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电子商务、区块链等领域，腾讯在零信任、游戏、区块链等领域，百度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也都承担和制定了多项国内外标准。

从云计算、物联网到人工智能、5G、边缘计算，大量新的技术和概念涌现，前沿科技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技术标准参与实现了快速发展，甚至从“跟跑”变为“领跑”。其中，政府、科技公司等多方力量的投入不容忽视。

鉴于国际技术标准已然成为开拓市场、扩大销售，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有效手段，在这一共识下，中国科技公司以“技术”发声，贯彻“走出去”理念，将技术实践和经验转化为标准，从而反哺行业发展，链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此外，基于产业及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科技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意味着其将拥有某行业或领域的规则话语权，能够一定程度上破除技术和贸易壁垒，将有效推进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产业培育，同时为技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

正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所言，数字技术在应用当中会在与我们现实的物理世界对应的平行空间中，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数字世界。而这个数字世界当中的规则不是由我们物理世界来界定的，那谁来界定未来数字世界的规则呢？标准。所以，未来在数字经济当中，如果你不能成为标准的主持者，那就意味着是别人制定游戏规则，你来执行。因为数字技术标准的主导者一定是技术的引领者，一定是市场的控制者。

未来，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重点势必将进一步向技术标准集中，国际技术标准对于产业发展的引导及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不能落于人后，应协同科技企业等多方在网络安全、前沿技术等更多国际标准领域加大投入，赢得国际影响力。（作者：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