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恶性高通胀已是美国经济顽疾

上周，美联储为了应对高通胀加息50个基点。当天，美国股市大涨；可惜第二天就风云突变，美国股市连跌两天，不仅把周三的涨幅全部“跌完”，美国三大股指还继续创出阶段性新低，让美联储对即将到来的6月份加息倍感踌躇：股灾和恶性通货膨胀，难道只能二选一？美国联邦政府也在犯难，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国降低了一些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也没能改变市场的悲观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上涨，意味着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上升，严重打击财政政策能力。这都预示着，未来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持续进退维谷。

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今日的困局，实际上是在为过去几年无节制的扩张政策“还债”；介于其中的经济表征，就是美国国内高达8%的通货膨胀水平。一方面，美联储迟迟不肯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而是不断通过印钞机推动经济增长。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国起初通过技术升级和管理效率提高，吸纳了一部分成本，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产业链被迫将成本向下游和消费端转移——美国进口商品必然全面持续涨价，美国国内必然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顽疾。

另一方面，美国政客为了选票，既不敢让经济陷入低增长而得罪富人，也不敢漠视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得罪穷人，所以只能通过提高政府负债水平，透支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美国参众两院和政府在负债水平上各执一词，但又不得不屡次妥协，既要上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要给穷人发各种补贴，还扭扭捏捏地不敢向富人征收重税，最后只能指望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外加对美国政府信用债券的大量购买。丧失独立性的美联储被迫迎合美国政府，直到通货膨胀“爆表”，才不得不开始加息。

那么，美联储不加息，放任通货膨胀肆虐行不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通货膨胀会严重削弱美国穷人的购买力，放大国内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底层问题，让本来就面临社会割裂的美国雪上加霜。

其次，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意识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落后于中国，这让所谓“再工业化”宛如痴人说梦。高企的通货膨胀会让雄心勃勃的万亿基建计划大打折扣，无论是材料成本还是人工工资的上涨，都让财力有限、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的美国联邦政府头疼。

第三，美联储总是用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问题，来解释本轮的通货膨胀。它的目的是回避一个严重风险，那就是美国国内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长期化，对美国经济将是一个恶性内循环，甚至可能会让美国陷入日本“失去的十年”模式，进入长期滞胀。从经济学专业角度，无论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还是疫情造成的运输成本上升，都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长期影响。但是，过去十多年来美联储零利率扩张政策，加上美国各级政府无节制举债，已经造成国内资本淤积、回报率下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严重滞后，客观存在“公平分配”需求。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了工资“报复性”上涨的速度：美国国内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再工业化遥遥无期、更加依赖美联储无限印钞票，最终带来美元信用的严重危机。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化解通货膨胀困境呢？其实，经济学教科书上早就有相关论述，美国历史上应对滞胀也有经验，只不过要看美国政府的定力、勇气和决心了。一方面，正常的货币政策和审慎中性的财政政策是老成谋国的基础，也就是美国要再次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样“壮士断腕”，用阶段性衰退赢得供给侧改革，真正考验的是美国选票经济学的短板，还有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只能加大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共同推进更加广泛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才能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进而降低工业制造的生产成本，长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的是，全球化更加广泛、有更多国家加入全球生产投资的大循环，才能最大化发挥美国在技术创新、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依然存在的优势，让美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更加真实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