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溪滨：经济全球化新形态呼之欲出

在国内外有关俄乌冲突影响的热议中，不少学者认为自特朗普时期美国加速推动的“去全球化”日益成为多国的政策选项，世界也将因此加快“去全球化”，进而加剧全球碎片化、区域化、意识形态集团化的危机。笔者认为，面对这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担忧，我们还需多些追问和理解。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总体上仍属于美式全球化，是二战后全球化发展出的新形态，是美国顺应并支持“民族求独立、国家要发展”的产物。这构成美式全球化基本的“政治正确”，美国也主导着支撑美式全球化的主要机构和议程。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式全球化呈现出全球美国化的特点，美国籍此确立政治思想的霸主地位。但在“超级帝国”的光环中，美式特权、霸权却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障碍、世界发展的威胁。

在美式全球化主导3/4世纪的进程中，一些区域性大国、集团发展迅猛，极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世界经济“聚点”多元化、发展动力多源化，打破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新兴经济体不但首次可以更多地将经济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治独立性也得到提升。

美式全球化困境的主因源自美国，在于美国内部对美式全球化的认识发生逆转。伴随2008年国际贸易达到阶段性高点，美国国内对在全球化中获得感的评价愈发负面，这不仅使美国继续推动美式全球化的动力不断下降，而且一定幅度地走向反面，开启和推动“美国优先”的“去全球化”。美国拖累全球的不作为和精致利己的乱作为，导致美式全球化存在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被严重销蚀。另一种“去全球化”随之出现，即不再由美国主导的新式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影响日增。

由上可知，两类“去全球化”目的截然不同。美国的“去全球化”实则是想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在美式全球化中损人利己、获得超额利益。因此，美国不是在“去全球化”，而是换个方式进一步压榨全球化。其他国家的“去全球化”，则是减少美国挟持、追求自身发展之举，体现了对美式全球化的不满。

突然升级的俄乌冲突加剧了美式全球化的困境。尽管美国口号喊得山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美国煽动、制造俄乌冲突的实质是为实现“将全球统一在单一经济体系下并最终统一在单一政治体系下的宏大自由主义愿景”。因此，新兴国家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约而同与美国立场保持距离。这种集体公开质疑美国“政治正确”的态度，凸显美国在美式全球化中的领导力、公信力“余额不足”。

世界经济本来就已深受疫情打击，现在又因俄乌冲突外溢效应面临更大的复苏阻力。在此情况下，美国仍在为一己私利怂恿冲突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感到忧虑不安，其中也伴随着对美式全球化幻想的破灭。对全球化、更确切地说是美式全球化的悲观由此不断出现并且加剧。

在区分美式全球化和真正的全球化之后，我们可以说，围绕全球化的悲观，既反映了美式全球化的困境，又说明以发展为核心的全球互通互利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数百年来世界大历史、全球工商业大发展的视角看，只要发展还是一国的重任，全球化就会成为其抓手；只要发展还是世界的主题，全球化就不会止步。历史经验显示，每一次的十字路口，都意味着旧时代的没落和新时代新格局的兴起，都意味着全球化找到新方向、新趋势，获得新动力。历史上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再到当代的美国，莫不如此。

全球化的历史也表明，一国在全球化各个形态中的地位均为适应全球化的时势所造。全球化中西欧诸国领导地位的沉浮更替，并不是它们主动放弃全球化，而是自身所作所为让全球化放弃了它们。美式全球化是全球化历史中的新近篇章，但当下的美国如同它当时的欧洲亲戚一样，没能摆脱传统的损人利己，依然执念于地缘霸权。这使它所主导的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障碍，这样的格局和形态难再持久维系。

因此，美式全球化困境，只是预示着美国在这种全球化中领导地位的衰落，而并不是什么全球化面临终结。把美式全球化的困境等同并放大为全球化的危机，虽然充满对未来的关切，但仍属于错会全球化历史规律、误解美式全球化与全球化关系的杞人忧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美国如何，全球化进程一直在发展。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一系列在实践中更注重公平、互惠、包容、开放的全球化倡议和组织相继发展起来，比如“一带一路”、金砖机制、“东盟＋”等。这既表明全球化具有深厚的国际社会基础，又引领了全球化新形态的发展方向。

暴露美式全球化深度危机的俄乌冲突，不仅坚定了部分国家摆脱对美元单一依赖的决心，而且对全球金融治理提出新要求，加速了全球化新形态的构建。新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新的国际支付方式呼之欲出。

毋庸讳言，蕴含全球化新形态的诸多组织仍处于成长期，与陷入困境的美式全球化机构相比还显弱小、稚嫩。但它们的存在已经使相关国家直接受益，已经对美式霸权、特权构成牵制，已经因强大吸引力而显示旺盛的生命力。这反映了全球化新形态、新格局在美式全球化中发展壮大，也意味着美国将逐步回归“正常国家”。（作者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