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解读：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充满韧性

姚景源：从两方面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面对逐渐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住中国经济大盘即是其中要义。

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去年呈现次序下行的趋势：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二季度7.9%，三季度4.9%，四季度只有4%。今年一季度虽然有所回调（4.8%），但还是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都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为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首先是稳住增长速度。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为5.5%左右，这是经过综合严肃考虑的。第一，考虑的是就业。今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高达1076万人，首次迈入千万人时代，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按照这些年的经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180万到220万的就业，由此，今年希望可以实现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第二，如果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在5.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都可以保持一个较好的增长。第三，如果增速达到5.5%，又可以与“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任务相互衔接、实现协调。

稳住中国经济大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稳住市场主体。去年中国有1.5亿户市场主体，其中90%是中小企业，属于民营经济。稳住这些市场主体，使它们迸发内在活力，不断进行生产和创新，它们就可以更好地吸纳就业。市场主体发展了，老百姓的收入就有了保障。所以，稳住中国经济大盘，根本还是在于稳住市场主体。

这次有关部门出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说前所未有，根本点都是围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主体成为稳住经济大盘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就财政政策而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今年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是去年的一倍多。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激发亿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实体经济韧性。而货币政策的核心作用是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使它们可以更容易获得资金。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市场主体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更多的政策手段应当向中小企业倾斜，向民营经济倾斜。

除了国家政策，我们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比如说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人担心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始终把农业放在重中之重，粮食产量已经连续7年超过1.3万亿斤，今年也将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能源也是一样。“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虽说复杂的国际环境确实会带来一定影响，但我国绿色能源发展迅速，已经有能力应对外来的变化。

在其他一些领域，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努力稳住经济大盘，比如投资还有相当大的空间。2021年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32万亿元，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储蓄也意味着投资。去年财政收入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另外，“十四五”期间，全国有102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它们都经过了反复论证。其中有一些项目原本计划在2023年、2024年开工，如果调整为今年开工，这些都将为稳住中国经济大盘、支持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作者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刘尚希：以创新的精神去应变求变

现在处于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期，原有的各种制度规则都在边际失效，导致各种不确定性扩大，不断有蝴蝶在扇动翅膀，“蝴蝶效应”层出不穷，只有加速构建新的制度规则形成新的秩序，才能降低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才能为发展构建新的确定性。从全球看是这样，从国内看也是这样。

世界大变局不只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还有“三化”的不可逆趋势。比如说低碳绿化，它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已经嵌入到会计准则并成为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原有的资产确认、计量和估价准则都需要进行调整，全社会的资产价值都处于重估过程之中，对全社会的资产存量和投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还有数字化。数字化是以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通过5G、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仅在推动新要素和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且还在不断颠覆现有的经济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政府运行方式。我们现在的整套法律制度、行政规定和政府监管，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理念、理论，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快速数字化的过程中，工业革命的成果逐渐在沉淀为数字文明的基础，在数字化渐渐成为主导的趋势面前，工业化的传统也逐渐变得不再完全适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就业形态等在不断创新涌现。

第三个是经济的金融化。一个典型现象就是，我们的财富更多体现为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仅仅成为金融资产的载体，如作为抵押品。家庭、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资产都在金融化。资产的金融化（如可估值、可抵押、可转换）是可交易的前提，也作为资本增值的基础。制造业也与金融化联系在一起，如研发创新，就需要风险资本的跟进。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更高，因为数字技术迭代更新快于工业技术，更需要金融化来吸引风险资本的加持。经济的金融化会改变原有的规则，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风险挑战。我们过去习惯于从实体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世界，而现在看到的更多是“虚拟”东西，如股票、债券、期货、保险等金融产品和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诸如此类。金融化和数字化叠加在一起，就更虚了，比如数字货币、数据产品、数字平台、虚拟空间等等，“虚拟现实”日渐超越“实体现实”，成为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并日渐超越实体现实。

低碳绿化、经济金融化和经济社会数字化组成的“三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大背景。在“三化”之下，原有规则需要重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创新的精神去面对这些变化、适应这些变化，去识别、应变、求变，去创造，去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确定性。

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包括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当前社会转型相对滞后于经济转型，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头，而社会转型，包括农民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成员机会均等，都相对滞后。社会转型的相对滞后，就需要我们在社会领域加快创新，加快改革。

经济改革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推动。比如社会诚信。如果没有社会改革、缺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没有建立自我组织的能力，就意味着社会的诚信很难培育起来。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们没有契约精神，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企业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经济行为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规则。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做事要讲良心。讲良心就是社会的自约束规则，如果这些底线都没有，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就难以实现。这就是说，政府监管是一方面，社会自律、企业自律、个人自律属于社会发育的内容。只有社会发育良好，市场经济才可能健康成长。

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走在前头，社会转型要跟上，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实现。过去我们主要关注经济领域的创新，比如技术的创新、企业模式的创新、经济体制机制的创新等等。这些如今依然很重要，但我们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只是考虑经济领域的问题，就经济论经济，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要学会从整个社会来看经济领域的问题。

可以说，改革创新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通过创新重组现有资源要素，实现更优配置，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潜在增长率也可以得到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就会更大更强。（作者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英】罗思义：中国经济仍在全球领跑

国际经济形势正在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宣布下调143个国家的增长预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5%，是40年来的最高值。通胀调整后，美国的工资在去年下降2.7%。高通胀率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在其他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更高：西班牙和荷兰分别是10%。随着增长放缓和通胀率上升，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正在走向“滞胀”。面对这一不利的国际趋势，中国正确地推出一项温和的经济刺激计划，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与这些国际趋势相比，即便是粗略的事实考察也表明，中国经济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全球稳定和增长中心。中国的通胀率为1.5%，完全可控，不到美国的1/5。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国的GDP增长10.5%，美国GDP增长2.1%。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5倍。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事实，美国媒体仍在试图宣称，由于上海疫情和俄乌冲突，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与已经存在的主要事实相去甚远，很容易让人将其视为纯粹的宣传而不再关注。尽管如此，进一步探讨这些假新闻仍具有一定意义，因为它们表明了世界经济的真实状况以及中美在其中的地位。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的说法可以立即被驳回。上海的疫情与美国相比微不足道。本文撰写的当天，中国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而作为一个不到中国1/4人口的国家，美国这一天的新冠死亡人数为59人。如果美国的人口与中国一样多，美国每天的死亡人数将超过数百人。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总共有4600多名新冠患者死亡，而美国是超过100万人。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表现同样远超美国。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正在破坏自身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试图宣称，美国通胀率飙升的原因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到目前为止，美国通胀浪潮的最大部分先于乌克兰冲突出现。美国通胀率从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这不是普京的通胀。”

引发这波通胀浪潮的，是美国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阐明经济趋势的同时，我们不妨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中国经济刺激计划进行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在2020年12月启动9000亿美元的预算刺激计划，2021年3月又加上1.9万亿美元，总计2.8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27%的峰值，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7%，两者都创下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新高。从结构上看，这些一揽子计划完全着眼于消费，也就是经济的需求端。从2019年到2021年，美国GDP增长的98%来自消费，净投资仅占2%。需求增长巨大，而供给和投资几乎没有增加。这不可避免地点燃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浪潮。《华尔街日报》也说：“华盛顿制造了通货膨胀。”

2022年年初的数据证实，中国启动温和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注重消费，也注重投资。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8%，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均衡发展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

因此，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中国有在必要时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美国则被高通胀困在货币紧缩中。总之，中国不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表现优于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而且显然处于继续跑赢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佳位置。（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伦敦经济政策署前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