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冷战后30年是国际政治的“例外”？

俄乌冲突发展至今，西方很多人在反思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发展历程。有人认为，冷战后的30年和平时光可能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破例”时代，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融合发展是很难的。

这种观点表明，西方对冷战后的世界没有完全走上自己希望的道路，心理落差很大。西方总有人认为，世界应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统一秩序，而不是一个基于主权国家、和而不同的秩序。期待越高，落差越大。在受到俄乌战争冲击后，失望感和失落感使西方一些人夸大问题的严峻程度，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

与西方相比，中国、印度等国对俄乌冲突的认识则要冷静、客观得多。这些国家本就不像西方那样过度理想化，而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某种动态平衡，因而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多元一些。

这个世界是大家的，不会完全根据任何个人、任何国家的愿望向前演进。从一战、二战再到冷战，那些主动站出来试图改造、重塑世界秩序的国家，基本都输了。冷战结束以后，阻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价值观因素被清除，全球化进程突然加速。这不仅改变了国际秩序，也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国内结构和秩序。这种趋势虽然引起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但总体来看，一个更加民主、自由、繁荣和包容的世界仍是可以期待的。

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不是世界核心力量之间的直接对冲，其结果不会是全局性的，而将是局部的、边缘的。冷战时期，这种战争和冲突发生过不止一次。从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胜与负虽然很重要，但对冷战进程和结果的影响也都是有限的。决定冷战结果的，最终是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能力。具体来说，以下三个因素约束着俄乌冲突的国际政治意义：

一是俄罗斯缺乏以一己之力重塑世界秩序的能力。俄罗斯的GDP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不到西方世界的1/30。虽然西方不断有人重复一个论调，称俄罗斯试图建立一个从大西洋跨越到太平洋的欧亚新秩序，但就俄罗斯目前的综合实力以及对西方以守为主的战略态势而言，这也只能说是一种“猜测”。

二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反西方、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所谓新同盟体系。西方有些人对俄乌冲突的夸张性评论，部分来自于那个潜在的“中国影子”。这种所谓的“中俄同盟挑战西方”论调，其实是一个“假设”而非事实。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两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美国战略高压之下的被动选择。中国和俄罗斯各自的主要经济伙伴都是西方国家，不存在联盟对抗西方的经济基础。中俄走近，初衷是要捍卫中俄这两个与美西方不同的大国的基本地位和尊严，是主权国家框架中的防御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所谓进攻性的同盟关系。

三是俄乌冲突不会产生世界性的示范效应。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动因，这场局势持续演变和恶化的条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担心俄乌冲突会引起更多国家效仿，甚而会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基础，是不必要和夸大的。

世界形势在不断演变，但不会因为俄乌这场冲突而发生剧变。换个视角来看，俄乌冲突只是这种变化中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局部的、一时的挫折和倒退，不会改变人类社会相互交往、融合的大方向。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分散到集中、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合的历史。从历史的长尺度来看，人类的战争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融合史和发展史。现在，全球化进程虽然受到挑战，贸易自由化受到抑制，但力的作用总是相互的，这只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反作用力，更可能是向深层次发展的一个契机。

世界是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复合而成的，冲突和战争也并非总是物质世界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精心操纵的集体性恐惧和排外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是多次战争的动力来源。因此，防止过度恐惧和恶意渲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