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考古的新发现

城市考古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城是大明王朝先后营建的三座都城，南京、北京广为人知，明中都由于其短暂的命运，长久地迷失在历史尘烟中。幸有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拨云廓雾、寻遗觅踪。在元大都、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难以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下，明中都就成为研究明代都城规划理念和形制布局的关键环节。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以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订了《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4年启动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2015年正式开始发掘。直到2021年，连续多年的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明中都三重环套、宫城居中，中轴线布局和“工”字殿基址等重要考古发现被评为“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明都城重回视线

中都城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城西北，地处江淮间较为开阔平缓的地带，是明初朱元璋在其家乡临濠以高标准高规格营建的都城，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考工记》城市规划思想的中国古代理想的都城之一。

洪武二年（1369年），“诏以临濠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以“劳费”之由“诏罢中都役作”。罢建后，随着都城地位的丧失，中都城日渐没落最终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王剑英躬履田亩，艰辛求索，终使这座尘封已久的大明都城重回人们的视线。新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启，这座大明王朝营建的第一座都城的历史、文化面貌逐渐呈现。

在中都营建中，木材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附属国“求大木”；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上面再垒砌大城砖；砌筑时则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甚至“用生铁溶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明中都虽未建成，但主体规划已初现规模，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王剑英以其扎实的田野调查，征之文献，钩沉史实，辨析遗迹，将中都城的“前世今生”写在了《明中都城考》一书中。过去大家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现在才弄清楚南京明故宫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正是基于前辈学者文献史学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成果，我们的考古具备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同时，较之大多数古今重叠型古代都城，中都城近乎平地起建的旷野性和直线性的历史沿革，也是都城考古难得“大展身手”的案例。

中轴线是中都城考古的重心

规模宏大的中都城，历600余年风雨，城市空间形态、建筑格局、街巷肌理、路网水系等基本保存原状，且地面以上还可见部分遗迹。因此，基于地面踏查，结合史籍记载，大致可了解和把握中都城基本的城市构架、建筑布局、功能配置等。

这是一个有着全要素、大体量的复杂遗址群。以皇城禁苑城垣、城门、宫殿、御道、护城河及中书省、御史台等为代表的宫廷、中央政府机构等建筑遗址群；以大明门、千步廊、钟鼓楼、国子学、百万仓、外郭城涂山门、独山门、城垣、街巷、水关、桥梁等为代表的服务于宫廷、国家文化、教育及城市基础设施类遗存；以圜丘、方丘、观象台、历代帝王庙、开国功臣庙、山川坛等为代表的礼制类遗址；以皇陵卫、长淮卫为代表的军事设施类遗存；以皇陵为代表的墓葬区；以龙兴寺为代表的寺院遗址；与筑城有关的砖瓦窑址等手工业遗迹，以及公侯宅第及一般居住址等。

自201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外金水桥、涂山门等遗址。都城之中心宫殿区历来是都城考古关注的焦点，聚焦中轴线考古也成为中都城考古的重心。宫殿坐落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呈“工”字形布局，由南至北分别为前殿、穿堂、后殿，前殿后出一抱厦，总长约108米。此布局更正了一直以来“中”字形布局的认识，为正确把握宫殿结构奠定了基础。发现的不同体量的磉墩及其关联遗迹，平面分布有序、尺度可测，点面结合柱网结构展现，进而推断出前后殿开间进深“九四”尺度。追踪遗迹还发现了后殿两翼之连廊、门房、角楼等附属建筑。此“工”字形前后殿加穿堂的格局，既上承宋元以来宫城结构之传统，又下启明清紫禁城宫殿之布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演变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水系路网是一个城市的骨架，也是城市空间形态、功能配置等的重要控制阀。对宫城以南中轴线上重要建筑外金水桥区域的考古发掘，首次明确了外金水河的走向，河道内发现了地丁及海墁、节水闸等遗迹，呈现了建筑方式、工艺及使用状况。发现的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与午门之间，与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处于承天门以南的位置并不相同。共发现7座桥，呈中部主桥、东西两翼侧桥格局，主桥3座正对午门中间3门道，侧桥各两座，皆为单孔石拱桥，第一次展现了明初最高等级官式古桥的形制。而将桥与金水河道宽度、深度的尺度进行比对及分段现象分析，隐约可见河与桥的规制有关联。

“透城见人”探究建筑背后的谜团

对于外郭城重要节点遗迹的揭露也是明中都考古的重要工作方向。2021年对外郭城相对保存最好的西垣涂山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券洞式单门道、夯土包砖城台、马道等遗迹的发现，首次复原了这一西城垣唯一的城门形制与结构。

秉持建筑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考古不断揭示出凝固这座都城历史的各类建筑遗存，不断增强了中都城的历史信度，类型学地层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分析遗存共时性、历时性的演进特点与规律同样不可或缺。根据中都城的考古发现，我们初步推导出“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营建次序。

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约，学界内外普遍对中都罢建的问题极为关注，而考古发现比较好地回应了这一关切。比如午门门洞内已对甬路墁砖，而东华门、承天门的门洞内则尚未墁砖；禁垣城以内的水系业已完成，但路网尚未完全形成；西华门城台顶部应未建楼；中心宫殿尚未完工等等。虽较庞大的中都城，目前的发现或为“冰山一角”，只是部分地窥见罢建时的碎片化历史情境，但拼图式素材需要“一针一线”地拼缀，最终由个案而整体、从微观至宏观。对磉墩、巨型石础、石雕构件、琉璃建材、砖石及夯土等遗存，除常规的材料与技术分析外，我们还注重探讨不同时期这些建筑活动的动因、组织、实施、管理，探究大明开国立都之“举棋不定”的社会背景，也即“透城见人”，实现城市考古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的目标。

凤阳的明中都是南、北二京之“前传”，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其结构、规制、建筑工艺等皆可探寻。未来的考古以解决城市考古重大学术问题为导向，期待会有更多的收获。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版式设计：赵偲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