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物战争的可能及其危害

连日来，俄罗斯国防部不断公布出其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处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在乌克兰近30个生物实验室中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通过候鸟传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震惊世界。

事实上，美国在乌克兰一地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仅仅只是美国生物武器战略中的冰山一角。近几十年来，美国国防部以各种名义在全球各地共部署了生物实验室336余所，遍布全球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有诸如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这种储存并研究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布鲁氏菌等致命“特定生物制剂与毒素”的生物武器研究实验室。可以说美国所进行的一系列生物实验活动正在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置于“生化危机”的恐怖阴云之中。再加上美国多年来行使一票否决权阻挠《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建立，美国维系自身世界霸权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因此，未来的世界战争形态很有可能会从机械化、信息化战争转变为生物化战争。为此，我们必须要对生物战争这一新的战争形态以及生物战争未来潜在的发展趋势形成清晰的认识，重视和维护我国的生物安全，防范和化解现在可能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生物战争。

一、生物战争是未来战争的新形态

所谓生物战争，即是指在目前世界各大国核威慑均势的现实背景下，以高度发展的生物技术手段为依托，以具有高传播性和致病致伤率的生物军事武器为主要武器，以有限征服、技术压制等生物战指导思想为主要作战思想，以生物恐怖袭击、靶向基因武器、疫苗攻击、散布疫情等生物战手段为主要作战手段，在微观的生物领域所展开的一场以夺取“制生权”为核心，以破坏和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为目的的军民共同参与的总体性战争，是一种高度依赖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的新型战争形态。

第一，从生物武器的特点来看，生物武器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具有对易感人群的致死和失能作用，在动物和人体内繁殖造成的伤害有持续性。相比具有同等杀伤规模能力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生物武器的研发和使用成本也相对较低。与此同时，生物武器还兼具突然性和隐蔽性的特点，生物武器所造成的传染病或中毒在现有的检测手段下很难同自然发生的流行病进行区分，对于生物武器的实时监测也相对困难。而且很多生物武器并不会即时生效，而是要在施放后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才开始对人群进行攻击，因此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另外，生物武器的杀伤效果是针对生命而不是物质，因此能够保证环境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不被破坏，能够有效的降低占领后的治理成本。生物武器对公众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可以使敌方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进而导致抵抗和战斗意志崩溃，能够实现战争的低成本和高回报。

第二，从作战力量构成来看，生物战争中的作战力量将不再是陆军、海军、空军这些传统主力军种，甚至有可能不再是专业化的军事人员。未来生物战争的作战力量构成很有可能会呈现出全民化甚至是非人化的趋势。笔者之所以会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虽然生物军事武器的研发和制造需要依托于高度发展的生物技术手段以及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但是生物军事武器的投放和使用却并不完全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直接参与。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今天，每个人都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成为生物军事武器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主动或被动的加入到生物战争之中。此外，不仅人可以携带和传播生物军事武器，动物同样也会成为生物战争作战力量中的一员。俄罗斯近日公布的美军生物武器研究计划中就不乏利用候鸟、蝙蝠等生物传播病毒的战略构想。由此可见，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生物战争这一新型战争形态中都有可能成为作战力量之一。

第三，从作战思想和作战模式来看，生物战争将改变传统热战中追求杀伤敌方有生力量、打击敌方重要战略设施的作战模式，改变传统热战中追求武器打击威力最大化的作战思想。生物战争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模式将更加强调如何使敌人暂时性失去作战能力或者靶向针对敌方特定人群并对其形成精准度极高的有限致伤和征服。对于生物武器打击威力的精准性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生物战争也将改变世界各国以国家整体军事规模和装备力量衡量各国军事实力的传统军事格局，整体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也有可能凭借一项或几项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实现对于其他国家的生物军事威慑，从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目前世界各国建立在核威慑均势基础上的国际和平体系，导致国际秩序的动荡。

第四，从作战手段来看，生物战争的作战手段将更加多样化。除了在正面战场上可以通过使用具有高致病性、传播性和易感染性的生物病毒或生化毒气等直接作战手段达到迅速瓦解敌方的作战力量的战争目的以外，还可以通过隐蔽性相对较强的其他隐性手段，在无声无息间实现对于敌方战争能力的降低和瓦解。例如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潜移默化的使敌对方的人民对于某种特定药物呈现强敏感性，而其他人群则完全不会受到该种药物的影响，从而就能够实现对于敌对方人民的控制。再比如可以在营养品中混入某种特定化学成分，在不影响人体正常功能的情况下，在人体内部形成特定化学成分的堆积。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通过发射含有另一种单独摄入对人体无害的特定化学成分的生化武器，使敌对方体内因两种化学成分的化合反应而生成生物毒素，而己方则不会受到影响。

第五，从作战疆域和作战目的来看，生物战争所追求的不再是制空权、制海权等宏观层面的疆域控制权，而是将战略目的转向了微观领域的生物体控制权，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制生权”。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社会的一切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现实的人的参与。因此一旦人这一在生产力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出现了问题，无疑会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战争形态中，作战双方对于控制权的争夺主要集中在对于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显性目标的打击和对于陆域、空域、海域乃至信息空间等宏观疆域的控制上。但是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为人们打开了通过隐性的生物技术手段控制人的身体和思想的“潘多拉魔盒”，利用生物技术阅读、控制甚至是改变人的思维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因此，未来的生物战争的作战目的必定将从“基于损伤”转变为“基于控制”，生物体自身这一微观疆域将会成为未来生物战争争夺的主要疆域。

二、爆发生物战争的危害性

纵观世界战争发展史，从古代冷兵器时代的“金汁”到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日本731部队为了大规模研发化学和细菌病毒武器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活体实验等，生物武器的使用和研发始终伴随着人类战争史的发展。国际社会曾把包括病毒细菌和有害微生物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战争定义为细菌战。而随着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生物和医学的进步带来对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发明后，人类已经能够有效的对抗细菌和细菌战带来的危害。因此目前生物战争的核心武器已经从传统病菌和毒素，转变为抗生素无效的病毒武器。而此类生物武器大多具有广潜伏性强、溯源难度大、攻击范围广、持续影响周期长等特点。在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核威慑均势的国际安全框架下，此类生物武器的出现无疑能为某些国家突破当前国际安全体系，实现对敌对方战略性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提供可能。尤其是随着当前人类生物科学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工程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依托于高新生物科技研发而成的生物武器较之以往已经显现出了更大的杀伤性和针对性。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物武器正在成为最危险、最有能力毁灭人类、并在未来大国竞争对抗中最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被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发展前景和对人类的威胁正在超越其余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正在逐步超越核武器。

也正是基于生物武器潜在的高危险性，1971年由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向第26届联大联合提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并且于1975年正式生效。直到2019年，世界上已经有182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生物武器已经被国际法明确无误地定义为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事实却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生物武器方面的研发。据资料显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曾以收押战犯为名，从德国和日本引渡了大量科技领域的尖端人才，其中就包括多名在二战时期为纳粹德国和日本“731”部队研发生物武器的专家。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也曾派遣多名专家赴日本进行交流，从日本获取了大量日军在二战期间进行细菌实验、人体实验、毒气实验等实验的数据。时至今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生物武器领域进行投资，大力发展各种新型生物武器，且目前仍在以各种名义从事高度危险的新一代生物武器研发的国家。目前美国正在其全球范围内部署的各种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研发中心内执行各种生物武器，尤其是最新的基因编辑病毒相关的生物武器科研项目。一旦这些项目研发过程中出现各种事故，其风险不可预测，而一旦美国开始使用这些生物武器，也将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重创！事实上，近几十年全球流行的恶性病毒性疫病，包括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大多都能溯源到美国生物武器秘密实验室。可以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物实验室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生物武器研发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也为未来生物战争的爆发埋下潜在的祸根。

2020年一直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从现实层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与核武器和其他化学武器所依托的基础科学体系和关键技术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在短时间内不再有具有颠覆性效果的科学技术创新出现的情况不同，目前人类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领域，生物科技仍然处在飞速发展，各种颠覆性创新成果不断产出的黄金时期。而依托于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生物武器的战争潜力无疑也是在与日激增。再加上生物武器自身具有的前沿性、隐蔽性、扩散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势必会导致生物武器这种拥有摧毁特定种族和国家并摧毁人类整体能力的武器形态在未来战争中被广泛使用。而一旦生物武器的获取和使用突破某个特定界限，爆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生物战争，势必就会导致人类整个族群的灭亡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作为生物化学武器的受害国，一贯认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目标和原则应当得到遵守和落实，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我们不主动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在生物战争领域束手待毙。相反的是，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生物科学技术，要有反制他国使用生物武器、打赢生物战争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准备。这也是保障我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乃至我国国家生物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生物战争这一新型战争形态的潜在威胁性，树立起“疫疾就是战争，病菌就是武器”的国家安全观念，建立起专业化的战略性生物战争防御体系，筑牢我国的生物安全屏障。（作者简介：高德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黑龙江省思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丁泓茗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资源管控与生物安全研究”（20AZD113）的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