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欧洲芯片复兴别陷在“价值观”里

欧盟委员会日前正式公布备受关注的“芯片法案”。在当前全球芯片供应链不畅以及欧盟谋求产业和科技“战略自主”的背景下，这一法案被外界视作欧盟维护现有工业和经济利益，并将自身打造成为未来科技和产业重要一级的标志性举措。以430亿欧元投资和补贴“重赏勇夫”的同时，法案也提出“将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合作伙伴用好相关多边协调机制”。欧盟似乎希望将保障芯片供应相关合作的宝，押在所谓“共同价值观伙伴”之上。但将芯片产业振兴计划附上价值观色彩，却可能与维护产业利益的初衷南辕北辙。

欧洲“芯片法案”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看更多是以各种内外手段保障全球大厂对欧盟制造业需求的供应，缓解芯片短缺对汽车、航天等下游关键产业“减供断供”的挑战；中期目标是增强欧盟有关芯片研发、制造、测试、封装的全产业链能力，促进人才、创新等产业生态积极发展；长期则要争取芯片研发、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实现2030年占据全球芯片产量20%份额的目标。

从目前的芯片业态来看，欧盟提到的所谓“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相关经济体，确实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比如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占据全球高端芯片制造的九成份额，韩国三星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市场的份额达到43.9%，美国企业在全球芯片生产全产业链上均拥有关键性技术，日本在晶圆和光刻胶等基础材料方面拥有较高全球份额，而欧盟目前仅占全球芯片产能的10%，荷兰光刻机厂商阿斯麦、意法半导体集团等在关键技术、股权结构等重要环节上亦受制于欧盟以外一些国家和企业。因此，与美国以及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对现阶段着力于解决供应不畅问题、保障欧洲重要工业行业生产、稳定欧盟经济复苏态势而言，的确具有必要性。

但为保供应而以“价值观”划线产业合作伙伴，无疑是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无序和缺乏合作的背景下，增加更多分裂和阻隔，将全球芯片产业生态推向更为极端的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产业的研发、生产、制造以及下游市场都是紧密相连的，也需要资金、人才、技术、产品的充分自由流通，才能保障每个环节都能卖得出货、收回前期成本。对于芯片这种需要将15%收入投入到下一代研发的产业，只有稳定的市场和全流程运转，才能保障上下游所有企业运转处在正向循环中。因此，以“价值观”划线将供应链伙伴进行非此即彼的区分，甚至采取“小院高墙”式的阵营对抗，均不可取，只会让市场萎缩、产业上下游割裂，最终影响所有企业的利益。

与此同时，欧洲的某些所谓“共同价值观伙伴”，作为合作对象的可信程度也令人质疑。美国面对全球芯片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是以政治、经济、安全等手段逼迫他国企业优先供应美国或赴美设厂，以达到本国产业利益优先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对全球芯片产业关键环节的控制，拉拢或强迫其他发达经济体构筑针对中国的所谓“科技联盟”，形成对华战略打压的一环，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全球芯片产业网络的控制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附。

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就曾不遗余力地就芯片产业进行产业掠夺，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由盛转衰，法国企业家马克·拉叙斯一手创立的金普斯芯片企业被美资霸占的血泪史，乃至此前拜登政府要求全球芯片厂商提交关键数据的举措，都证明了“与狼共舞”的危险性。而无论三星、东芝还是台积电、阿斯麦等，相关行业关键企业大都处在美国长臂管辖的投射范围之内，它们与第三方出于企业利益而独立合作的意愿亦受到较大限制。

对欧盟而言，主要国家共同打造高端产业领导地位不乏成功案例，空客、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等欧洲产业明珠都是欧盟建设产业自主的结果。对于当前的芯片领域而言，欧盟也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把握产业生态及其发展逻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并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芯片产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