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体育公共外交迎来新契机

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已在激烈紧张地进行中，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双奥之城”，北京如何在全球陷入“抗疫疲劳”的阴影下给世界注入活力与希望，中国如何利用这一难得的主场外交契机，调配多样化的智能传播与数字技术资源，开展以“体育科技”（sportstech）为主题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实现“绿色”“人文”奥运的美好愿景，连同年内召开的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等国际性赛事一起打造“创新中国”和“乐活中国”的国家品牌。这些议题都值得期待与关注。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赛博空间“信息瘟疫”的蔓延。在一些人的政治操弄下，意识形态对立与社会裂痕不断加剧。在此语境下，对于重新点燃全球共通的文化想象力和聚合全人类共抗风险的信念，体育赛事成为关键所在，“更团结”由此衍化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奥林匹克精神的全新内涵。体育公共外交也成为“乌卡”（VUCA，即易变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时代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并且借助于前沿科技赋能，演化出“数字化体育公共外交”等新形态，从而更好地适应“交往在云端”的新趋势。

与传统的外交模式相比，体育公共外交具有以下四个方面优势：其一，它能够充分利用“文化接近性”原则，通过体育赛事这一全人类的“共享仪式”，凝聚共识，强化认同。其二，它是低风险、低成本但具有高曝光率和潜在高回报的传播模式。其三，它通过与媒体层面的国际传播和人际、组织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相互融合，形成塑造国家品牌的强大合力。其四，还可与对外援助、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等其他主题的公共外交相互呼应，放大其传播效果。

人类进入“乌卡”时代，技术导向的“数字化模式”顺应了智能传播和后疫情时代的变化趋势，能够充分发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传播效应。从实践路径来看，这种新的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异质性特征，从而发挥各自所具备的优势及其在公共外交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与之适配相应的内涵维度，从而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及路径。

首先，政府应当发挥全局性作用，以战略传播思维统筹体育公共外交。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出台了“体育2030”计划，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利用体育公共外交，提振经济发展和夯实国家品牌影响力。

其次，媒体可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把握智能传播的风口，推动体育公共外交在“呈现”与“参与”维度上的深度融合。由于全球观众无法现场观赛，北京冬奥会也将成为史上媒介依赖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杭州亚运会则成为电竞正式“出圈”进入主流体育界的标志性事件。主流媒体和互联网企业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以“元宇宙”逻辑打造虚实结合、高度拟真的新传播场域，突破当前体育公共外交在呈现维度上“语境缺失”和参与维度上“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局。作为全球Z世代追捧的对象，电竞将成为中国利用体育公共外交打造“华流”品牌的切入点和增长点。

再次，以体育明星为主体的各界名流，可利用其“关键性意见领袖效应”开展“人民外交”，并成为“体育科技”产品和服务乃至于其所属国家品牌效应的“放大器”。

随着以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为代表的融汇中西的“第三文化人”和Z世代的各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异彩，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帷幕正在“双奥之城”徐徐展开。（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