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破解成年困境，从治愈童年做起

“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自杀去世”，令人痛心，加上与之有关联的上月初的鹿道森事件，让很多网民纷纷关注童年经历为个体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心灵创伤，引导人们将眼光投射到千千万万的困境儿童身上。无论是家庭变故、亲子分离还是虐待、欺凌，都让或多或少有过同样经历或耳闻目睹类似遭遇的人们产生强烈共鸣，也让更多的人思考我们的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如何守护自己的孩子，如何关爱身边陷入困境的儿童，又该如何帮助童年遭受不幸的个体走出阴霾、拥抱阳光。

每个时代都有困境儿童，由于身心发育与潜能发挥受阻，他们成年后也往往处于重重困境之中难以自拔。由于新旧困境儿童叠加且应对滞后，我国当前面临的相应问题尤为突出。

随着我国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传统困境儿童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据六普数据计算，我国有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18万，加上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民政部估计当时的困境儿童数量达数百万。如今这一数字只会有增无减。其次，户籍分割背景下的人口大流动又衍生数量特别庞大的新型困境儿童。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3.7亿，这一无声数字的背后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返乡儿童，总体规模在1.2亿上下。这些儿童由于家庭结构或居所的变动，也同样面临着身心发展困境。

国内外的众多调查研究都表明，童年困境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的性格特征、反应模式、认知图式以及教育进度等影响一生的成就和福祉。而这种影响又具有显著的时长效应和时间窗效应。处于困境的时间越长消极影响越大，遭遇困境时的年龄越小影响越深远。据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研究，人的生活风格约在四五岁时就已在家庭环境中形成，几乎一生不变。我们针对已成年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也证实童年期经历对精神健康、亲密关系、社交活力及主观幸福感等方面的持久效应。

媒体上各类言说的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关怀，那就是如何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健康而幸福。追根究底，首要的和最有效的就是让所有儿童都能健康幸福地成长成才。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50多年前就说过，“培养一个健康的孩子，比修复一个破损的成人容易得多”。而要培养一个健康幸福的孩子，需要家庭、邻里及社会的协同关爱和保护。对于特定的困境儿童来说，每份来自他人的关心、友爱和支持，都可能成为他们走出童年泥淖的关键。《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很幸运，他有着积极耐心的母亲和善良温情的珍妮；《童年》中的阿廖沙很幸运，他有着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和乐观淳朴的小茨冈；简·爱也很幸运，她遇到了好老师谭波儿小姐及正直坚强的好朋友海伦·彭斯。

不过，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现实也是残酷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道德宣教能影响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因此，由政府进行制度化地介入，由社会力量提供日常化的监督和支持，对于兜底保障困境儿童的基本需求和安全就至关重要。

知易行难，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大量短板。笔者2006年在赣南调查时就发现，即便实施留守儿童关爱项目并有所投入，村委干部、学校教师、基层政府也都无奈地表示客观条件制约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加上市场观念流行、民间力量薄弱，要应对当时的困境儿童问题，不免捉襟见肘。时隔十五六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今非昔比，旨在破解儿童关爱保护“最后一公里”递送问题的儿童主任制度也已于2019年在全国全面铺开。但理想和现实之间依然有着相当的距离。

如果说一二十年前我们的困境儿童服务受制于难有作为和不愿作为的双重束缚，现今则主要表现为不愿作为和不知何为的问题叠加。首先，由于科学认知不足、专业能力欠缺以及街头官僚积习，大多数与儿童福利服务相关的制度、平台及项目流于应付，使得诸多困境儿童并不能获得充分甚至只是必要的帮助。我们在16个省份25个社区的调查就显示，大多数社区儿童主任都是兼任且局限于形式化宣传、运动式活动及表演式关爱。其次，传统的户籍本位思想依然强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选择性地执行，绝大多数城镇社区的儿童工作并不将流动儿童纳入工作范畴，难以适应我国从地域社会迈向移民社会的发展态势。再次，几乎所有社区都局限于关注显性困境儿童的显性问题，漠视隐性的困境儿童以及儿童的隐性困境。其实，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每个儿童都可能在某个阶段或特定时期成为困境儿童，都需要社会力量及政府的介入和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李伟曾经说过，儿童发展事业是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一个孩子，会改变他的命运；投资一代人，会改变国家的未来”。而着落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我们成年人的幸福取决于童年如何被对待，我们现在如何对待儿童又决定他们成年后的幸福。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治愈不如预防，破解成年困境，得从治愈童年做起。期待今后的困境儿童不再窘迫，都能“在世界转角遇见爱”，待到他们成年后，也都会有“幸福来敲门”。（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