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帅：打通自主创新堵点、断点、难点

近期，中国赴美留学人员遭美方人员刁难，无理盘查甚至被遣返的事件频发。背后原因可追溯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5月签署的10043号总统令，禁止向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学生发放签证。拜登上任以后延续了这一政策。参照这一标准，很多受影响的中国学生都有“国防七子”的学历背景。美国这一做法旨在隔断我国获取海外前沿技术的路径，遏制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精准打击我国制造业。我们需要直面困难，做出有针对性的改变,尤其是处理好四对关系。

其一，处理好“广度”和“深度”的关系。从广度上看，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个说法只精确到三级分类，如果再继续向下精细划分，我国在很多细分领域仍存在缺失。从深度上看，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卫星导航、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在光电芯片、新材料、数控机床等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因此，需坚持广度和深度两手抓，水平和垂直领域并举。例如，通过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实现在“广度”上的突破；通过集中力量突破技术、材料、设备上的瓶颈，实现在“深度”上的突破。

其二，处理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关键核心技术不能依赖于外国，只有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当前我国的产业既有优势也存在劣势，这就客观上需要我们采百家之长，向外取经，选择性引进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的技术。例如，在“地平线2020”合作项目当中，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合作方。今年开始的“地平线欧洲”与“十四五”规划也为双方在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提供了平台。

其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基础产业发展周期长、见效慢、失败率高，资本往往不会选择投资。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从政策和资金上提供保障。同时，消费者的客观需求会使“看不见的手”自发调动资源向高收益领域集中，市场会根据用户的选择留下合适的产业。因此，政府需充分发挥出资人职能、行业监管职能、公共政策职能，推动基础产业更健康发展。对于应用产业，由市场主导，企业参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其四，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产业制高点的争夺是残酷和激烈的，各国都希望抢占先机，掌握标准的制定权，从而掌握行业的话语权、市场的主动权。同时，不同国家具备的资源禀赋不同，一国能投入到产业和科技上的力量是有限的，这就需要相互合作实现共赢。例如，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能够将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价格优势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为第三国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实现三方共赢。

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产业开展的产业链安全性评估结果显示，中国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其中，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我们需坚持自主可控的理念，努力打造产业链供应链闭环。第一，重点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难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疏“堵点”、接“断点”、破“难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第二，确保基础产业的稳定投入，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瞄准薄弱环节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突破制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的瓶颈。第三，应用产业交给市场，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加强与相关学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科研人才发展需要发现、培养、引进、激励等完整的一套机制。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成相关制度，但是在具体落实时却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包括“杰青”在内的一些国家人才计划和项目，主要功能是奖励已取得成绩的人才。此外，部分单位在人才引用、选评等方面仍存在“重引进轻培养”、“重引进轻留用”等问题。因此，建议打造“培养-评价-实践”的STEM人才铸造链条。一方面，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根据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人才，分类给予支持保障，阶梯式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另一方面，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导向。不把“帽子”作为承担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的决定性限制性条件。同时，建立系统性的海外人才挑选、引进、评价机制。在引进阶段，积极对接海外人才团队，保障高端人才引进、院士工作站、领军人才创新创业团队等政策的落实。在评价阶段，根据领域特点对人才设立短期、中期、长期的评价目标。（作者是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