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格罗米：几乎所有代理人战争都使用“核信号”，但俄乌冲突的红线窄得多

【文/阿列克谢·格罗米，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自2014年延续至今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变成了一场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多个核大国已卷入这场冲突。因此，核问题是这场冲突中不可避免的话题。

“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在俄语中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在俄语中还没有公认的译词。我们来对它下个定义：代理人战争是指两个或多个核大国在区域冲突中的对抗，其强力机构（武装部队、情报部门等）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参与其中。同时，各方不打算打着自己的名义与对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例如，美国军队直接地、公开地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苏联则直接而隐蔽地参与了战争（不是打着苏联的旗帜）。在目前的乌克兰军事冲突中，俄罗斯武装部队直接而公开地参与其中，而一些支持基辅政权的核武国家的强力部门则是间接地参与进来。这种类型的冲突常常发生在非核武国家领土上的军事行动中。另外，核大国之间的冲突一旦升级，双方可能会陷入军事冲突，从而出现代理人战争。

由此可见，代理人战争是在1945年之后出现的，当时进行了世界首次核武器试验，随后核武器被投入到战区中使用（轰炸广岛和长崎）。代理人战争中的核因素轻则只对军事计划产生轻微的影响，重则使冲突局势发展到动用核武器的地步。

“古巴导弹危机2.0？代理人战争中的核因素”，截图来自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

典型的代理人战争有：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从1965年开始的阶段）、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1967年的六日战争（注：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末日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冲突（自2015年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开始）、以及2014年至今的乌克兰冲突。1945年8月，与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就已经预见了以上这些代理人战争的发生。当时，苏联加入了对日战争，美国决定使用他们新发明试验的核武器。美国这么做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影响苏联。

在以上提到的许多代理人战争案例中，核大国纷纷卷入了第三国的内战，支持发生冲突的某一方（朝鲜、越南、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危机也始于2013年12月的内部政治和内乱问题，最终于2014年2月发生政变。为了消灭不承认基辅新政权的乌克兰内部势力，基辅当局分别于2014年4月和2015年1月在顿巴斯地区部署军队，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

代理人战争通常围绕核大国的核心利益开展。但有时候，第三国的领土也会被当作战略优势来对抗敌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试图削弱与美国的战略不对称性。乌克兰冲突也是同理，苏联解体后，北约不断扩张，美国试图维持自己在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这两场冲突的主要差异是：当时古巴已经被部署了核武器，而目前乌克兰还没被部署核武器。不过，当下的乌克兰危机有发展成古巴导弹危机2.0的趋势。

在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中，有许多局部冲突受到核大国的利益影响。这些冲突大多发生在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它们的特点是对核武器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影响较小，在这些冲突中看不到核问题的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某些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例如化学武器问题在叙利亚危机中已经凸显出来。2013-2014年，竞争性核大国——俄罗斯和美国——通过协商解决了销毁大马士革的化学武器的问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在涉及核问题的代理人战争中，唯一一次让莫斯科和华盛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区域冲突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出于各自的原因，苏联和美国迫使另外两个核大国——法国和英国——从西奈撤军。

很多区域冲突和局部冲突并不属于代理人战争，因为它们并不涉及核武器国家之间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军事冲突。例如，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01-2022年的阿富汗战争都不属于代理人战争。在上述冲突或者战争中，核大国都会同情冲突中的同一方（苏联、美国和法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都以某种方式支持伊拉克）。

或者说，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其中一个核武器国家无意将区域冲突变成代理人战争。例如，俄罗斯试图通过政治手段防止波斯湾发生战争，但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当美国于2001年在阿富汗发起军事行动时，俄罗斯在政治层面支持美国。俄罗斯虽然对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感到愤怒，但是对解决冲突做出主要贡献的还是西方。1999年6月12日，俄罗斯伞兵向普里什蒂纳进军，并在该市机场与北约部队进行短暂对峙，这一事件非常出名，但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将这些类型的冲突与代理人战争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完全与核武器无关。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制定的方案之一涉及使用战术核武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中，英国军舰上载有深海核弹。

代理人战争所涉及的领土类型各不相同。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限制在“外部地区”，即远离核大国或远离其战略中心的第三国领土，且该地区不会威胁到核大国的核心利益。但有时候，代理人战争涉及的领土也具有战略意义。古巴导弹危机和现阶段的乌克兰冲突就是最典型的两个案例。如前所述，迄今为止，乌克兰领土上尚未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不把基辅试图制造“脏弹”的行为算在内的话）。然而，在战区的不远处就有几个核武器国家（俄罗斯、法国、英国），还有被部署了美国战术核武器（多达200枚核弹）的五个国家（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

与所有代理人战争一样，乌克兰冲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军事行动不仅在第三国（乌克兰）的领土上开展，而且还在一个核武器国家（不久前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公投”入俄）的领土上开展。要不是因为与过去的古巴危机有相似之处，这将成为乌克兰危机独一无二的特点。1903年，美国向古巴租借了关塔那摩附近的领土，此后那里就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要求美国归还这片土地，却遭到拒绝，美国认为这片领土是自己的主权领土。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古巴军队封锁关塔那摩基地，致使冲突进一步升级。

还有一起事件是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领土争议在边境引发军事冲突，这不是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因为这是两个核大国在一块不属于主权国家且存在争议的领土上进行的直接对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几次小规模边境冲突也属于类似的双边冲突，其中只有最近的一次冲突（2020年）是在两国都成为核大国之后（1997年）发生的。

就古巴导弹危机和乌克兰冲突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种影响敌对核大国战略利益的代理人战争中，在军事行动地区以外的地方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会更大。1962年，核战也许是会发生在欧洲或远东国家，而不是古巴。假设动用核武器是乌克兰冲突引起的后果，那么核打击可能不会发生在乌克兰境内，因为在这种代理人战争中，核武器是被用来阻止其他核国家直接、公开地参与敌对行动，而不是获得战场上的优势。同时，应该明白的是，在一些“外部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中，如在朝鲜、越南、伊拉克，军方曾考虑过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击败无核国家。

由于各个核国家的目标不同，所涉及的代理人战争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必须强调的是，核武器国家把大多数代理人战争视为地缘政治博弈中针对对手国家的战术措施；但在古巴导弹危机和乌克兰冲突中，核大国的目的都是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

在代理人战争中，有各种各样妥协和利益交换的方案。大多数情况下，相关核武器国家都会试图解决冲突并达成妥协方案。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英国代表与美国协商后，和当时苏联的第一副外长格罗米柯取得联系，探寻使苏联协助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在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苏联为美国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提供了秘密支持。与此同时，在缓和政策的框架下，苏联和美国在欧洲开展工作，制定了共同的军备控制方案，以解决中东局势。古巴导弹危机促成了一场利益交换，使苏联和美国打破了致命的僵局。至于乌克兰冲突，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同俄罗斯寻求妥协的办法，但这并不排除最终双方会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在代理人战争的区域冲突中，必须把“战略沟通”的两种类型——“核信号”和核威慑加以区分。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受到核武器威胁的事件。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和苏联（或当地的军队）险些决定使用战略、中程或战术核武器进行第一次打击，而并非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1962年10月，在古巴危机的关键时期，白宫有史以来第一次将DEFCON（国防戒备状态）提升到2级（临近核力量的最高警戒级别，除一系列战略演习外）。当前乌克兰冲突的高风险评估体现在2022年10月7日，这是自1962年以来，白宫首次将美国的国防戒备状态级别提升到3级，欧洲将国防戒备状态级别提升到2级。

1962年10月26日，美国进入二级戒备状态。

除了古巴导弹危机，所有代理人战争都使用了不同强度的“核信号”，也包括乌克兰冲突。例如，西方在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发出的“信号”、苏联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发出的“信号”以及俄罗斯在目前乌克兰冲突中发出的“信号”。从本质上讲，这种“信号”是核大国用来提醒其他国家其核威慑力的可靠性和随时动用核武器的能力（可信度），而核威慑则是用来证明该国做好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准备。从理论上讲，核威慑只适用于有限核战争的情况。用一次核打击来威胁其他核国家是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意义的，这也违背了“相互保证毁灭”理论。

迄今为止，这一理论已被核五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有核国家所认可，并体现在这句准则中：“核战争不可能有赢家，永远不能发动核战争”——这就是所谓的里根-戈尔巴乔夫公式，普京总统和拜登于2021年6月在日内瓦重复了这一准则，随后核五国也于2022年1月重申了这一点。

然而，在核国家中有一个重要又细微的差别——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军事理论专门规定了报复性的核打击政策。美国和俄罗斯则与之不同，美俄规定，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常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

“红线”是代理人战争中的一部分。但“红线”的具体所指是不同的。默认情况下，代理人战争的“红线”是指禁止核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当一个核大国直接地、公开地参与区域冲突，而另一个核大国直接地、隐蔽地参与区域冲突时，比如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情况，美国和苏联的武装部队没有以国家的名义在战场上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此外，参与这些冲突的核武器国家并没有对对方采取进攻行动。

如前所述，俄罗斯直接地、公开地参与了现阶段的乌克兰冲突，而其对立的核大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则是间接地参与冲突。北约作为一个整体的核联盟，依靠美国的核力量实行核计划和“核共享”政策，扩大了核武器对乌克兰冲突的潜在影响。从代理人战争的机制来看，俄乌冲突局势的升级表现为：外国军事专家极有可能已经在乌克兰境内，为其军队在对俄作战中提供多方面支持，这模糊了间接参与代理人战争和直接而隐蔽地参与代理人战争之间的界限。

整体来看，俄罗斯的对手国家从多方面介入了俄乌冲突，包括向乌克兰军队传输目标定位等实时情报信息，这些行为正在不断靠近俄罗斯的“红线”。我们可以从一系列事件观察到：据CNN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向基辅提供了有关“莫斯科”号巡洋舰位置的信息，随后该舰于2022年4月14日遭到攻击并被击沉。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英国专家参与了2022年10月29日对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攻击，当时英国的海军代表出现在奥恰科夫。据称，他们还参与了破坏海底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的行动。

CNN：消息人士称，美国提供情报帮助乌克兰瞄准俄罗斯军舰。

在没有任何恢复谈判进程迹象的情况下，俄乌冲突的“阶梯式”升级迅速加大了发生以下情况的可能性：在下一轮代理人战争中，俄罗斯的敌对核武器国家或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武装力量可能会隐蔽地或直接地参与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自2014年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冲突将从代理人战争升级为俄罗斯与支持基辅政权的国家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包括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

因此，与众多“外部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不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冲突是某个核大国战略计算中的一部分，它们的“红线”要窄得多。显然，在乌克兰冲突中，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北约部队直接而隐蔽地参与乌克兰领土上的作战行动，更别提直接地、公开地参与。反俄国家已经用尽各种方式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政治支持、财政支持、信息支持、供应大规模武器、在第三国培训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信息、为高精度武器确定目标等。俄罗斯的“红线”也受到了挑战，因为西方政客们多次公开表示，他们将乌克兰代理人战争视为击败俄罗斯和寻求政治政权更迭的手段。

在现代军事技术的作用下，这条“红线”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军事技术可以让一个核国家通过向第三方提供远程、高精度的常规武器，或利用其他国家境内的军事资产支持一方，从而对另一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害。在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中，美国和苏联没有对对方使用进攻性武器。而如今，位于乌克兰境外的防空系统可能会瞄准俄罗斯战机，并在乌克兰上空建立禁飞区。如果北约国家向基辅政权提供远程武器，并允许基辅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起码是按照2022年2月24日之前划定的俄乌边境线），那么他们就是跨越了俄罗斯最后的“红线”。可以想象，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常用的打击系统攻击乌克兰领土之外的目标来进行报复，局势的进一步“阶梯式升级”将无法预测。

乌克兰冲突的特殊性还在于，乌克兰在核技术和核工业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包括民用和军用方面。苏联时期，乌克兰的领土上部署着大量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1994年11月，由于乌克兰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乌克兰、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随后于1994年12月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到1996年年中，乌克兰的全部核武器都已撤回到俄罗斯。

然而，2022年2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宣布，他正在布达佩斯备忘录的框架下启动磋商进程，如果磋商的结果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么“1994年的所有一揽子决定都会受到怀疑。”2022年10月6日，在一次演讲中，泽连斯基还表示：“北约应该怎么做？消除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让他们知道使用核武器会有什么后果。而不是反过来，等待俄罗斯的核打击。”

2022年3月，乌克兰领土上出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和中国指责乌克兰在国内建立许多由美国出资的生物实验室和研发生物武器。2022年10月，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调查。

乌克兰冲突已经升级为敌对核国家之间的全面代理人战争。美国、英国等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这些国家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俄罗斯军队和北约军队发生直接的、蓄意的或无意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核问题已经在密集的“核信号”中体现出来。同时，双方都怀疑对方在为有限核战争制定后备方案。美国及其盟友指责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则警告对方，如果北约的军队攻击俄罗斯领土或其盟友的领土，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外，如果北约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军队，无论是打着北约国家的名义还是秘密部署，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会产生危害全球的后果。

目前，各方亟需回到谈判桌上（乌克兰于2022年4月退出谈判），然后宣布无条件停火，并启动多边政治进程，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为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整个欧洲的安全提供保障。至少，应该“冻结”这场自1962年以来最危险的代理人战争，沿线部署一个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以维持长久、稳定的局势，重燃各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

【原文刊登于11月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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