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知道这些社科门道，你也能当野生专家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社科专家往往会因为自身的水平和立场等原因，对事物的发展做出错误的判断，也就是“翻车”。肯定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些翻车的专家，还能一直当专家呢？如果我们今天把那些翻车的社科专家都给抛弃掉，是不是就能够保证社会科学的水平呢？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绝对客观的评判标准。
专家就一定会算命，会算命的就一定是专家吗？
为什么呢？就拿经典的美国2016年大选来举例子。
在特朗普胜选之后，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和吃瓜群众都跳了出来，声称自己早就预测到了特朗普的胜利。但是，如果仅仅是预测对了这么一件事，其实并不能看出什么。
因为2016年的大选，就俩结果，蒙对是非常容易的。你就是再算上2020年的大选，也不过是4个结果，蒙对的概率也不低。
虽然大家喜欢看算命，喜欢看见“观今夜天象，知天下大事”的专家，但预测成功与否这件事本身其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说根据蒙对的结果再回头倒推过程，是算命忽悠人的常见手法，并不能体现专业水平。
甚至于我们说得再极端点，今天就是有人说自己连续预测对了八场美国大选结果，也不一定证明他真的就有真才实学。八场美国大选，也不过就是世界杯上连续猜对八场比赛的“章鱼哥”保罗的水平。
所以如果非要单看预测结果不看具体过程，那些因为预测对了一两件事，就觉得自己堪比孔明观星的人，其实还不如一只章鱼。
人跟章鱼的区别，在于推理。结果固然重要，但怎么得出的结果才是关键。错误的推理也可能带来正确的结果，正确的推理也不一定总能到达真相。
就好像2016年的大选，很多人相信特朗普会赢，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大量地接受了极右翼媒体的谣言和阴谋论，并不是基于什么理性和逻辑。而同样这些人，到了2020年的大选，继续相信着特朗普必赢，就跟2016年很多人盲信希拉里必赢一样，无视民调数据所揭示的趋势，自然就要翻车了。
而反过来，在2016年翻车的人，如果是认真地根据民调数据和选举逻辑在分析，只不过犯了技术失误。那么在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改进方法，调整模型，预测对2020年的选举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好像俗话说的，潮水褪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很多人在猪都能起飞的风口上赚了钱，不一定是他们真的有本事，而可能只是运气好。如果有人跟着形势赚了点钱就自认为股神，或者看到有人赚了点钱，就把他们当股神，那最后大概率是要当韭菜的。
当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预测任何世界大事，远到苏联解体，近到俄乌冲突，那些跳出来喊着自己预测对的人，到底是真有水平，还是瞎猫撞上死耗子，都得要看他们的具体过程，而不能单听一个结论。
故事讲得好，就是专家吗？
那问题来了，我们说社科专家翻车不一定是水平差，不翻车也不一定是水平高，翻不翻车也不能作为评判依据，那到底什么才能评判专家及其理论的水平呢？
我们有学术规范和同行评议的指标摆在那里，逻辑自洽、数据真实、方法新颖、理论完整等等……但这些仅仅是基本要求，而且受制于社科研究的属性，任何评判都必然是主观的，都不可能脱离评判者自身的立场和想法。
因此，本质上讲，任何一个社科研究，都是在试图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听，决定了你的研究能不能被学术界和社会所接受。
比如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名作，《使民主发挥作用：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本身只是在研究意大利政府表现的南北差异这一个小问题。这个研究当然有自己的价值，但不会引起很多人关注。然而，帕特南把这个南北差异归结到了意大利北方的公民传统，进而引申出民主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这一结论，看起来就高大上了。
所以在这种层面上，社科学者和媒体就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要把读者绕进自己的叙事里。只要没有低级的事实错误或者逻辑混乱，那么最后就是看谁会讲故事了，或者说，谁讲的故事更符合读者的心理。
无论如何，现实是复杂的，而故事是简单的。营销号会为了讲一个好故事而将现实扭曲和简化，学者虽然一般不至于像营销号那么没有底线，但是往往也不可避免地为了保持自己的叙事，而选择性地阐述和解读事实。
当然，没底线的学者也是不少的。毕竟，当前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给定任何一个结果，你都能往回逆推出一套符合逻辑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几乎可以写出任何符合学术规范，同时能得出你想要的结论的文章。即便你的论文肯定会被其他学者质疑，但质疑本来就是学术的一部分。除非你水平不够需要靠作假和抄袭，否则没有人能真正证伪你的结论，最后往往也就不了了之。
你要想查社科界的学术问题，其实就跟查假赛一样。场上表现再怎么离谱，人家都是有说辞有道理可讲的，除非你找到利益关系的实锤，否则没人能拿你怎么样。
比如Uber就曾经收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的研究得出对Uber有利的结论，而那些经济学家也就照做了。多年来没多少人认为这些研究有问题，直到最近因为Uber内部爆料的文件，大家才发现，这些经济学家和Uber的利益关系，远比他们自称的要深得多。
说真的，贿赂社科学者比贿赂什么高管和官员容易多了，毕竟社科学者一般又穷又软。你看这些顶级经济学家，Uber也就花了10万欧搞定了，这就是社科知识变现的价值。
如何写出学术界的十万加？
我们刚才说的是没有底线为了金钱利益出卖学术的学者，绝大部分学者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很多学者，也仍然会为了讲一个“好故事”，为了证明自己的偏见，或者贴近社会的主流舆论，而放松对学术的要求，进行选择性的叙事。
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写过一本还算有名的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阿西莫格鲁是那种非常聪明的学者，往往能够想出很巧妙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貌似困难的研究话题。唯一的问题是，阿西莫格鲁相信他的理论，也就是“制度决定论”，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为此不惜选择性地阐述现实。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世上的制度分为 “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两种，凡是包容性的制度就能够促进国家的繁荣，而攫取性的制度只能带来国家的衰退。阿西莫格鲁从未准确地定义到底什么是包容性，什么是攫取性，而是将其暗示为更加民主开放自由，就是包容性的制度。
而他用来论证包容性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历史论据，甚至可以上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即便那时候既没有现代政治制度，也没有现代经济体系……问题就在这里。你说阿西莫格鲁不懂历史吧，他整本书都在旁征博引，博古通今，古今中外的历史他都谈了一遍。但你说阿西莫格鲁懂历史吧，他里面的史实错误，连比尔·盖茨这样非历史专业出身的读者，都忍不住随手写篇书评来吐槽。
我在这里稍微引用一下比尔·盖茨的吐槽：
“我发现作者的分析既含糊又简单。在他们关于“包容性vs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观点之外，他们基本忽视了其他所有因素——历史和逻辑……作者展现了一种奇怪的简单世界观，将威尼斯的衰落归结于制度不够有包容性。而事实上，威尼斯的衰落在于遭遇了竞争。包容性的减少是对问题的回应而非原因。即便威尼斯保留了制度的包容性，也不足以弥补他们在香料贸易上的损失。当一本书试图用一套理论来解释一切事物，你就会得到这种不合逻辑的案例。”
简单来说，阿西莫格鲁在历史叙事中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严谨性，他就是选择性地定义和阐述历史，只挑出“包容性”制度带来经济发展的例子，或者将经济发展的例子定义为“包容性”制度。在他严谨精妙的经济学研究手段之下，他的叙事思路其实和带节奏营销号没有本质区别。
大家肯定看过那种10万+的爆款刷屏小作文，里面要么是高端的数据，要么是生动的故事，乍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大家细想两秒钟就会发现，这种文章的套路就是把所有符合自己叙述的内容都挑选出来，收集在一起，没有分析和比较，没有提供其它论点（或者立一个稻草人当靶子），只是给你推送一堆情绪和焦虑。
如果你把这种小作文扩充成一本书，由学者来写，再配合上一点貌似学术的语言，那就差不多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大概比尔·盖茨也没想到，这么本明星学者写的畅销书，居然套路这么简单。也难怪他在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读完书之后，要专门给这书怒写差评：
“通常，我对自己评论的书都有比较正面的态度，但这里有本书我真的很有意见”
其实阿西莫格鲁这种选择性阐述历史的老毛病，学界里懂历史或者做区域研究的学者早就吐槽过很多回了。但这并不妨碍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总能成爆款，总能抓住人们相信民主化、自由化就解决一切问题的简单心理。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成书之时恰逢阿拉伯之春，所以阿西莫格鲁非常乐观地在前言里写到，推翻了穆巴拉克就可以迎来他所说的“包容性”制度，带来埃及的大发展大繁荣，埃及人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只是十年过去了，埃及人民还在等着阿西莫格鲁承诺的好日子。
翻不翻车，谁说了算？
但是，你能说阿西莫格鲁翻车了吗？他也有话讲啊。他完全可以说是阿拉伯之春没有按照他的剧本来演，没有建立起他所说的“包容性制度”，而是重回“攫取性制度”，这反而证明了他的理论是对的。反正定义权在他手上，他说是，那不是也是，他说不是，那是也不是。
就好像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西方专家可以一直甩锅，说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不是休克疗法的问题，而是俄罗斯人没有真正地实行他们的建议，私有化自由化做的还不够。
你能说他们对还是错？没法证实的呀。
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一个原因带来一个结果，就必须要观测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会发生什么结果。但在社会科学中，一件事既已发生，我们不可能时光倒流再做一遍，也不可能观测到平行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因果推理的最根本难题。所有的社科推理和方法都只能尽量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完全解决。
即便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时间线，俄罗斯实行了完美的休克疗法，我们也观测不到。而正因为我们观测不到，就永远不能否认也许这种休克疗法真能管用的可能性。
这种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论点，基本就是社会科学的主流。你信不信，全凭你的立场和信仰。
而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就可以这样在学界、社会、政界完成一种循环和自我强化。反过来讲，任何社会科学的推论，不管过程本身看起来多么客观和科学，最后都必然要反映背后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有大有小。
所以社会科学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从古至今的各种争论，到现在都没有个定论，因为你上溯到核心观点，都是无法争论的意识形态。不是说各种流派和思想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也不是说社会科学就真的没有任何客观差异，但是“核心意识形态”无法证伪这一特性，使得再没有道理的理论，也总能在学界有着一席之地。
往好了说，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往坏了说，这叫做没有讨论共识，没有科学基础，大量的资源浪费在鸡同鸭讲式的辩经和智识游戏，所以没法推进学科发展，只能不断地重复旧有的话题。
比如，学物理的人，他们需要读几百年前牛顿的著作吗？肯定不需要，因为现代的物理学体系早就能够概括前人的发展。但是学政治的人，还得去读几百年前的托克维尔，甚至几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还要把这些原典当宝贝……古人的文献越重要越有道理，就越体现出今人在学科发展上的无能。
道理都懂，就是不改
其实也不止就我一个“臭博士”在尬黑社科的种种问题，社科学界自己也在黑。比如什么不接地气、沉迷计量模型、意识形态偏见严重……这些都是我在进匹大政治学系的第一学期，老师给我们讲的东西，甚至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学界就在反思的东西。
问题来了，为什么到了现在，过了几十年，毛病大家都知道，就是没人改？
可是谁想改，又怎么改？
比如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式的量化方法，只能研究社会科学的一小部分话题，但是量化方法成熟简单安全，而且学界都在这么做。那么如果你想在学界混下去，想要更轻松地发文章，量化方法——比如当前流行的大数据和实验方法，自然就是首选。
这样一来，你不会去研究你认为更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而是去研究那些更好发文章，更适合当前流行的量化方法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有些学者呢，“手里拿着锤子，看着什么都像钉子”，即便是不适合量化的问题，也量化一个给你看——比如经济学里面一堆史实都没搞明白的量化历史研究。
至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同一个道理。在一个民主党自由派占主导的领域，你当然也可以发表不符合政治正确的研究，但面临的阻力是不一样的。发表顺着共识的研究，即便研究粗糙一点，结论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大家就会欢迎。你如果想要逆着共识来，那学术共同体就要以科学严谨的名义给你压力了。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被莫名退学的台湾同学，他本来写了篇论文，发现移民会提高犯罪率，直接就被他的导师给毙了，认为这个研究有缺陷。我本来想写篇量化论文说明普京的支持者在俄罗斯更亲西方更支持民主（其实这结论在俄罗斯区域研究中早就有人提过了，我不过就是用量化方法再证明一遍），结果还是被导师给劝住了，说我要写这种结论，证明难度很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最终评判一个研究，就是看你的故事讲得好不好。只要你用着流行的方法，给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结论，那你这个故事讲起来当然更容易。那你为什么不顺从主流，还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不是说没有人去做非量化的不符合主流的研究，我当然知道有人做移民增加犯罪率的研究，但是天然的难度摆在那里，对于大部分学术打工人来说，搞非主流可不是什么好选择。
于是带来的结果就是，学术界做研究大都也跟写八股一样，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题那些方法。表面上什么都能写，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小圈子里转悠。
这些对社会科学的批评，也不是我无中生有的，连不少美国议员都看不下去。比如从2013年开始，由共和党议员带头，美国国会逐渐开始限制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的资助，希望将资金用于他们认为对社会更有用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行动本身依然有“意识形态”的影子，谁提出限制以及限制谁，是个大问题。
别的社科别的方向我不敢说，但美国政治方向的学者们被限制其实也不冤。对2016年大选的误判，对2021年国会暴乱的震惊，对这些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的无知和无能，可以说是洗白了当年那些主张削减经费的议员们。
顺带一提，当初报道美国社科学者们抱团去华盛顿上访，恳求国会不要减少资助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对于很多社科学者，包括政治学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和民选官员说话（最后她还是没见到议员，只是见了议员助理）……
专家不行，谁又行呢？
那么问题来了，我前面黑了这么多社会科学的学者翻车，甚至社会科学本身就有点”蠢“，既不能解答高深问题，又不能指导现实实践，那我们要社会科学干什么？要社会科学的专家又干什么？
这说起来就没个完了，“XX学科有什么用”这种质疑也不是只限于社科。但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会科学有没有用，而是很多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东西，跟外界的期待差距很大。
毕竟，正如我刚才说的，大部分社科的研究实际上范围很狭窄，并且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复杂的模型与推理。所以学者们的研究在大众眼里，要么说着大家听不懂的话，因为太复杂或太冷门；要么说着大家没有兴趣听的话，因为研究问题太零碎太狭窄；要么说着大家早已经知道的话，比如用学术程序证明一遍大众早就熟悉的常识——虽然严谨的学术方法正是区别专家的最好方法。
只有少部分，研究热门领域，水平过硬，说话又好听的专家，才能真正出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而这些专家为了说话好听，或者是媒体为了传播效果，往往也不得不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娱乐化，既容易被人断章取义，也容易翻车。
反过来讲，很多专家，和看着像专家的民科，虽然说着貌似有道理，从来不翻车的话，但要么不给论证，要么论证极其有问题。
比如阿西莫格鲁那样的，但凡他把自己在经济研究上的学术精神，分上十分之一给自己的历史论证，他都不会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面那些低级错误。但如果他真的按照学术要求来写历史，讲一个复杂多面而且没有确定结论的故事，大概也写不出爆款书了。
我们当然不应该迷信权威，盲信专家，但问题是，如果不信专家，又该信谁？就好像很多人因为2016年专家翻车，于是去信”川粉“自媒体，那反而又是得不偿失，变成了从迷信一个权威，到迷信另一个“权威”。
那怎么辨别谁靠谱，谁不靠谱呢？又往往需要你先去投入精力，对一个领域做个基本了解。可是反过来，你不知道权威是什么，就不知道该怎么了解一个领域。这下就死循环了。所以在信息时代重建权威，也是个世界性难题，而且不限于社科领域。
所以我不好说什么是权威，但是至少前面举例黑了那么多专家和非专家，也能够提供一些反例，让大家知道什么不是权威。
不管看到专家还是非专家说话，多看论证再看结论，凡事都想一想他们有没有随意跨界，有没有说自己不懂的东西，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在哪里，他们背后的立场是什么，所说的叙事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
当然，最好的状况，自然是人人都懂一点社科，让自己靠谱起来。
在社科领域，非专业人士还是很有可能做到和专家学者一样靠谱的。因为说白了，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比非专业人士，强的就是两点：一是社科的逻辑和方法论，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阅读和经验，这两样本质上没有对天赋的要求，只需要时间。
因此一个有着良好逻辑能力的社科爱好者，若是读书读得多，或者某方面阅历广，那么他在社科上的水平，就未必比专业出身的差。所以很多从自然科学转型到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也有着不错的成就，正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学术思维就很到位，只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积累。
做专家难，像专家易
不过，时间毕竟是个奢侈品，精力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我们离全民当专家还远得很。
但是没有关系，最后我可以教大家一点“野生社科专家”的速成秘方。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既想体现自己懂社科，又不想花时间和精力，我非常推荐他去学习这样一种套路：
首先，将一切社会发展都归于自由，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于不够自由。因为这个社会永远不存在你所定义的绝对自由，那么你永远不会被打脸。
然后，告诉读者，他们人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于他们自己有多么牛，跟社会和时代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他们的一切失败都源于这个社会不够自由，这个时代不够开放，没能让他们发挥出来自己的天才。因为谁都喜欢相信成绩是自己的，黑锅是别人的，所以你也永远不会被打脸。
最后，如果有人问到底什么是“自由”，你可以直接列举任何美好词汇，然后将他们定义为自由或者自由的副产品。如果有人问你的自由干涉了别人的自由怎么办，你更可以将自己的自由定义为需要保护的自由，将别人的自由定义为需要消灭的“特权”。因为谁都相信自己应当比别人更自由，那么你同样永远不可能被打脸……
当然，我知道实际上的自由主义远比我刚才说的更加复杂和有内涵，但不幸的是，当前在学界和社会上强势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这种肤浅而庸俗的自由主义。就好像社会科学的各种假说和理论，都依赖于各种前提条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这么麻烦的东西谁都不喜欢，大家喜欢简单粗暴的万能法则。
不光大众这么想，学者也是一样的，他们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普遍法则，特别是笃信制度决定论的学者，比如阿西莫格鲁这样的人，总是比专精区域研究的要火。
当然，对于当代社会来说，自由主义也还是太过具体了，当前流行的是抽象，各种意义上的抽象。所以如果还想精进一步，我更推荐后现代主义。
大家都讨厌专家不说人话，讨厌他们整天就知道说些模型和术语，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了说。一般来说，如果听不懂专家说什么，那一定是专家的责任。但是，如果把不说人话发挥到极致，说得云山雾罩，让人“不明觉厉”，每一段话都像在做语文阅读理解题……那反而会让人觉得，听不懂专家在说什么，那一定是自己的责任。就好像国王的新装，有人敢说一句自己看不懂，就会显得自己格调和品位不够高。
只要当好谜语人，熟练掌握“异化”、“加速”、“他者”等等词汇，没人听懂你在说什么，观众们就可以装作听懂了你说什么，替你脑补出来。
更妙的是，在这种模式下，那你永远可以对任何事物都发表评论，也永远不会被打脸，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说。没人能查你的成分，你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左派讲阶级，跟右派谈自由，跟无政府主义者谈解放……这时候，社会科学就已经不再是科学，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了。
而我现在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教各位如何运用这门语言艺术，相信也能帮助大家鉴赏和评判这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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