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欧美为何早早选择“与病毒共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近日中国国内多地优化细化疫情精准防控举措，引来国内外舆论关注。
在众多讨论中，有点误解需要澄清：虽然要求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乘坐公共交通、出入一些公共场所也不再查验核酸阴性结果，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将如欧美那般完全放开，而是在贯彻“动态清零”方针的基础上要求防疫更精准。
不同模式，不同结果
回顾近三年来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防疫，会看到不同的模式产生不同的结果。最显著的区别无疑是感染、死亡人数的悬殊。
就感染人数来看，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与免疫部门主任奥利维耶·施瓦茨（Olivier Schwartz）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超过80%的人感染过奥密克戎，在美国，这一数据超过90%；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7.5%，因此可以推测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
医务人员在做核酸采样（资料图/新华社）
若看因疫情死亡人数，三年来，中国有5000多人死于新冠，而美国的这一数据已超过110万，欧洲更是超过200万。按BBC的计算，“这相当于中国每100万人当中有3例新冠病毒致死病例，相比之下美国每100万人有3000宗死亡，英国则是每100万人有2400宗。”
在其他层面，比如经济上，中国的表现无疑也是优于欧美。2020年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更是把欧美远远甩到身后。2022年虽然全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前三个季度，中国同比增长3%，欧元区为2.1%，欧盟2.4%，美国也为2.4%。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第三季度物价指数超过11%，美国达到7.7%，中国第三季度则为2.8%。另外美国前两个季度环比为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第三季度重获增长是因为：欧洲无法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而不得不转向美国。靠石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此前美国经济增长一向依赖个人消费。
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不得不说：与病毒共存，为病毒的变异创造了条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几乎所有变异病毒都是出自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并席卷全球。这导致自然免疫和疫苗效果下降，也是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主要原因。
显然，无论是保护民众生命健康、维护经济增长还是避免病毒变异，中国的防疫模式都明显优于欧美。
欧美何以只能“与病毒共存”
欧洲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地方，美国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大量的高危人群（如肥胖、吸毒及各种基础病）。何以发达的欧美不效仿中国的模式？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注重价值观的群体认为自由高于生命，注重经济的群体认为财富高于伤亡。就笔者在法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及观察来看，其实也不复杂：欧美没有这个能力。
不仅是面对新冠疫情，长期以来，只要是突发事件，欧美的应对往往多是灾难性的。比如今年全球气候异常，高温席卷北半球。结果迄今为止各国向世卫提交的数据显示，欧洲至少有15000人死于高温——这相当于中国在同一时期死亡4.5万人。据法国公共卫生局的公报，6月1日至9月15日，法国本土录得10420例超额死亡。法国公共卫生局强调，超额死亡不能仅仅归因于高温，新冠感染可能增加了一些人对高温的脆弱性，而高温也可能使一些新冠患者的病情恶化。
法国消防员正在灭火（图/路透社）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政府除了提供资金供民众打疫苗、给危重病人进行治疗----这主要是医疗部门的工作——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尽管有的政府仍会要求感染者自我隔离一周，却无人监督，全靠自觉。执行“动态清零”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动员能力、高效的执行能力、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都是欧美无法企及的。
欧美没有能力只是表象，背后有更复杂的制度、经济和文化原因。
首先，欧美制度的合法性是程序，而不是结果或绩效；干得好坏会影响支持度，但不会影响合法性。所以欧美政客不在乎出问题，对解决问题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动力。这也往往导致问题刚发生时不能及时解决，其后果要么是2008年金融危机，要么是新冠疫情。
具体说来，美国次贷问题早就出现，不少专家也早早提出警告，但美国政府不在乎，直到成为系统性危机。新冠疫情在中国大规模暴发后，欧美其实已经有了可借鉴的经验，但仍没做多少准备。法国当时的卫生部长比赞夫人在中国出现疫情时就向总统和总理发了警报，但无人在意，他们甚至还让比赞夫人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
和这一点相关的就是，欧美都是大政府，但不是强政府。大政府是指政党和候选人为了胜选，不断加码许诺各种福利，福利也必然导致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不是强政府”，指政府受资本和大众影响甚至控制，其中资本可以提供选举资金，民众则是握有选票——面对疫情，资本反对封城，因为这会影响收益；民众反对封城，因为会影响自由和生计。
可以说，欧美之所以会出现300多万人死于新冠的悲剧，根源正是在其制度。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试图把责任推到特朗普一人身上，不承认是制度的问题。可是特朗普上台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怎么会和制度无关呢？更何况，欧洲没有特朗普，死亡不也是非常惨重？
其次，欧美的经济结构很难支持“动态清零”。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导致欧美普遍出现了去工业化，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的比重高达70%以上。而第三产业主要依赖于人员的流动和接触，所以清零的代价相当高昂。像法国的第一大产业就是服务业，酒店、餐饮、商贸都因疫情受到重创。第一波疫情到来时，由于死亡率太高、医疗体系崩溃，欧美不得不进行封城，一旦疫情放缓就很快解封，原因就在这里。
有了疫苗之后，在其功效还没有得到验证之前，欧美就已经与病毒共存了。等到发现疫苗无法阻断病毒传播，欧美已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坚持。2021年年初法国新增确诊人数最高冲到日增五十万，马克龙仍然决定不封城，当时媒体称之为政治豪赌。其实那时的欧美除了赌运气，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好在疫苗在减轻重症和死亡上还是有点效用的，欧美没有再出现医疗挤兑的情况，算是坚持下来了。
再次就是文化因素。
东西方传承不同的文明，其中有两个差异决定了各自应对疫情中的表现。
一是西方最高的价值是自由，而中国是责任。
法国的高危人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宁可自由地离开人世，也不希望被隔离在家；还说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什么都经历过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在法国才会出现这么一个可能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政府在全国派十万宪兵和警察执行封城令。
要知道虽然都是封城，欧美其实有很多例外：可以出去遛狗、健身或购物。宪兵和警察要应对的是这些情况以外的违规群体。实际上，也有不计其数的民众被罚款，其中荒唐事难以尽述。比如，尽管当时各国边境都封锁了，仍有民众能神奇地穿越层层封锁线到西班牙去度假。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想继续运作，一是要有国家机器，一是要获得多数人的认同。虽然封城非常必要，但因为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所以法国只能派出庞大的警察和宪兵去执行。这也是清零措施不可持续的文化原因。
哈耶克曾指出：“一个人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有什么理由要求个人的自由。”而现实和理论迥然不同，欧美民众要的是自由，但不是与责任相连的自由。2020至2021年，欧洲各国曾实行宵禁，试图减少晚上人员的流动。结果本来聚会23点结束后各自回家的青年人，改为通宵聚会，早上宵禁到点再回家！
而在中国，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他人负责。所以西方非常感叹也难以理解中国民众高度的自觉配合。一个与此相关的、和西方非常不同的现象，就是即使政府已经不要求戴口罩，但民众依然自觉戴上。
现在法国已经是第九波疫情了，每次疫情来临时，政府都会建议民众在乘公共交通时戴口罩，但几乎无人听从。这背后就是价值理念的差异。我今年10月曾去欧洲另一个国家旅游，在乘坐观光巴士时，竟被工作人员两次强硬地要求摘下口罩！
法广报道截图
二是东方有储蓄习惯，欧美要么花光今天的钱，要么透支明天的钱。结果暴发疫情后，和民众一样透支的政府不得不举债发钱给大家，否则民众生活真的太难了。封城对于欧美政府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停止，还不得不背负维持民众活下去的成本，这当然是它们无法承受的。
现在欧美各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没有不超过欧盟60%警戒线的，美国、法国、西班牙等都超过100%，意大利甚至超过150%。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基于美元霸权敢不断暴力加息，欧洲不敢的原因，那些高负债国家根本承受不了。
结语
总体来讲，面对新冠病毒，东西方采用不同的应对措施是由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决定的。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生命还是经济代价，欧美都远远高于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这种模式能否维持下去，还取决于民众能否持续不断地打疫苗，否则欧美将再次面临医疗被击穿的困境。然而，现实却是民众已经厌倦了无休止地打疫苗，到目前仅有3500万人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打了最新的改良疫苗。
中国是一个讲究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的国家。在病毒死亡率高、暂未有疫苗的时候，我们依靠严格的措施打赢了这一阶段的战争；等到有了疫苗，中国也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但在疫苗没有得到验证之前，中国选择保持谨慎；后来莽撞的西方通过实践告诉我们，疫苗不能阻断感染，但能减少重症和死亡，于是中国在坚持“动态清零”方针的基础上优化防疫政策，最新代表就是二十条。我相信中国最终会走出一条能平衡经济发展、生命健康和生活便利的防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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