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历代王朝为何不应称“帝国”？
【文/寒竹】
“帝国”是一个在今天的中国使用得比较多但含义却比较含混的概念，不是有皇帝就叫帝国。在民间社会、在文学艺术界，人们常常见到秦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明帝国、大清帝国这样的称呼，最有名气的当属收视率很高的连续剧《大秦帝国》，央视也有诸如《帝国的兴衰》这样的纪录片，解读秦汉王朝的兴衰历史。在学术界，用帝国来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强盛时期也不乏其人。
是不是有了帝制就可以称帝国？中国在历史上真的曾经作为帝国存在过吗？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帝国（empire）”是一个外来概念。中国尽管在隋朝的文献中就曾有过“帝国”一词，但其含义就是指帝王的国家，这跟现代人讲的帝国一词并非同一概念。中国的帝国概念来自日文中的汉字。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empire一词时，用了古汉语中的帝国一词，但赋予了帝国一词以现代的含义。中国人在遇到西文empire一词时，也就沿用了日本人的用法。但是，近代严复在翻译empire一词，并不认为这个概念跟中国古代的帝国一词在内涵上一致，所以他没有用古汉语中的帝国一词来翻译empire，而是谨慎地用音译“因拜尔”来表达帝国概念。由于中国历史上有皇帝、帝制这样的概念，于是近代一些学者就把帝制跟帝国联系在一起，把中国古代强盛的王朝都称之为帝国。结果，在民间社会，帝国成了武力强盛王朝的代名词。
古希腊人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殖民示意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帝国其实是一个来自西方古老的政治概念。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就开始用帝国来指称一个用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多个领土、多个种族的政治单位。这个多个领土、多个种族的政治单位是由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宗主国与从属的外围地带共同组成。显而易见，帝国（empire）这个含义跟皇帝、帝制没有什么关系。皇帝、帝制是指一种政治制度，而帝国是指一种武力建立起来的征服体系。
当代西班牙政治学家约瑟夫·科罗莫（Joseph Colomer）于2017年在牛津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帝国的四个特点：1.帝国是比国家大得多的征服体系。2.帝国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边界，而国家有固定的边界。3.帝国拥有“与中心不对称联系的不同群体和领土单位的复合体”，而国家则拥有“对领土和人口的最高权力”。4.帝国拥有多层次、重叠的管辖权，而国家则寻求垄断和同质化。
按照这个帝国概念，我们看看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典型帝国，这样就能够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实实在在产生过不同的帝国，而中国在历史上其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帝国。
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很早就出现过赫梯帝国、亚述帝国等征服体系，但直接对后来西方文明产生影响的是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众所周知，古希腊世界是由爱琴海沿岸上百个城邦国家组成，但是到古希腊后期，希腊东北部的马其顿人用武力整合了希腊世界。公元前337年，腓力二世建立起“希腊联盟”，其子亚历山大进一步武力扩张，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征服体系，这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之前的雅典提洛同盟已经有帝国的一些特征，但还不是真正的帝国。
公元1831年从庞贝古城遗址发现的马赛克镶嵌画：伊苏斯之战；画面表现亚历山大东征中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作战的场景。（图源：“地缘看世界”微信公众号）
亚历山大帝国的征服统治体系是在征服波斯后，大致按照第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起来的，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基本是任命总督来实现。亚历山大帝国征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征服一个地区，亚历山大大帝就自命为当地统治者的继承人，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对当地原统治者的继承上。所以，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并不具有同质性，这跟我们后面谈到中国秦王朝建立的郡县制有着根本不同。
亚历山大在位仅13年，最远征服到印度河流域后，由于部下的反对，不得不班师。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发热病倒，10天后就去世了，当时他还不满33岁。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一手打造的帝国很快崩溃，但给后人留下了帝国框架的榜样，这就是政权核心地带的宗主国与广大被征服地区及民众共同构成帝国。后来罗马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起了罗马帝国。
2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跟希腊城邦国家类似，罗马本身也是个城邦国家，后来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半岛。罗马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也是横跨欧亚非三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构是由帝国中央的元老院委派总督到被征服地区，其根本目的是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财富。罗马帝国后期，帝国的行省数量达到一百多个。行省总督虽由元老院任命，但独立性很强。总督在行省的地位跟君主类似，拥有当地的一切权力，包括当地的最高司法权。即使总督严重渎职，元老院也不得撤职，只有等到总督卸任后回到罗马才能审理。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总督发动战争并不一定必须得到罗马元老院的授权（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在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行省，有了帝国建构，罗马人到了帝国时期也自称是共和国。所以，从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上看，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从建立行省之日起就是帝国构架），凯撒在高卢地区进行的征服就是一个典型。最后凯撒利用在征服高卢时形成的强大武力进军罗马，成为罗马的主宰。另一个典型是，罗马在小亚细亚的总督穆雷纳发动对本都王国的战争一直受到罗马元老院的反对。为了制止这场战争，罗马元老院甚至派出使者前往行省总督穆雷纳的军营进行阻拦，但也未能阻拦总督穆雷纳的军事行动。罗马帝国这种权力结构形式跟同一时间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相比，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建于公元315年，旨在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彻底战胜强敌、统一帝国。
在罗马帝国后期，虽然也有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可以申请成为罗马公民，但帝国的统治构架并没有变，帝国内部也严重缺乏同质性。罗马帝国的统治构架和同一时期中国的秦汉确立的郡县制完全不一样，也跟一般王国不一样。罗马帝国的形成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建立的殖民体系其实都带有帝国色彩。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等，都有着帝国的影子。
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跟帝国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是产生于帝国的衰败。帝国衰落导致近代王朝国家崛起，而王朝国家就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国家。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王朝国家，如英法等国开始逐步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明确的疆域、民族共同体、能有效地管辖民众与疆域的政府。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沉重打击了当时掌握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进一步加速民族国家的形成。这场战争不仅使得帝国之外的英法加快了走向民族国家的步伐，而且也不得不同意帝国内部的荷兰、瑞典等诸侯国独立，同意帝国内的诸侯国可以自行确立官方宗教。
这场三十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的空壳化。由于这个原因，史学界一般把沉重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战争看成是加速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事件。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从帝国里面脱离，走出了帝国的阴影，从此国家是一个王国，而不再是帝国。这种新的国家形式有明确边界，有共同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有权威的政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这样出现了。所以说，帝国有专门涵义，这个词意味着殖民，掠夺，扩张，奴役，经济霸权，强制性文化输出，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等等。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不能称为帝国。
如果把帝国理解为一个由宗主国与被征服地区共同组成的征服体系，那么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中国在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嬴政自称“皇帝”，但这个大一统国家并不是帝国。中国自秦以后就是郡县制的垂直统治，所有的官员都是朝廷任命，不存在什么委托管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形式如韩非子所讲，“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秦灭六国后，把全国划为三十六郡。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并非由地方组成，而是由中央政府划分地方。中央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先于地方。国家所有的统治权力都源于中央，地方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对地方是“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帝国，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来没有帝国这个概念。
秦朝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西汉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中原文明也推动大一统国家内部的同质化。中国古代的中原文明是吸引融合周边各民族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孟夫子称之为“用夏变夷”。汉代之后，人们常常用汉化来解释中原文明对大一统中国同质化的进程。这跟各种异质文明共存的帝国也有着根本区别。
清朝疆域图（1820年）（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话语和学术语言中，帝国是一个由中央地带与从属地带共同组成的征服体系。如果把中国古代王朝的强盛时期称之为帝国，就意味着中国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征服体系。西方一些学者常常把中国的清王朝称之为帝国，认为清王朝的疆域是一个征服了多个领土、多个民族的多层次体系，疆域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是帝国的板块，只是暂时被清王朝用武力所统治。按照这种观点，清王朝崩溃以后，帝国的一些板块就应当独立出去，就像当年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各个板块独立出去一样。所以，如果承认清王朝是帝国，就意味着中国的边疆是被清王朝征服的，清王朝一旦崩溃，这些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边疆地区就应当独立出去。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人支持中国的西藏、新疆独立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在清代不是一个帝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西周分封示意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战国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认真讨论过帝国的概念问题。但即使在一些努力澄清帝国概念的学者那里，也还是存在一些含混的理解。比如，有的学者否定了自秦汉以来的中国曾经有过帝国，但还是把秦之前的周朝理解为一个帝国，理由是周朝对地方的统治并非是直接统治，而是一种间接统治，这跟西方的帝国有类似之处。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周朝的政治结构不准确的理解。毫无疑问，周朝跟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有着根本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帝国与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的区别，而是封建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区别。历史上的周朝并非是一个征服体系，而是由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形成的分封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的七十几个封建诸侯国，并非周朝向外征服建立，而是周朝按照亲疏远近、击败商朝的功勋大小而分封的，这些诸侯国的民众都是中华民族。中国周朝时期的国家政治结构跟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类似之处，而跟西方的帝国，诸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有着根本区别。
需要澄清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国家结构在有些方面似乎跟西方的帝国有相似之处。在秦汉之后的历史中，中国的朝廷有时候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很松散，有些时候并非是实行直接统治，而是一种间接统治。比如中国边远地区的土司制度曾广泛存在，这在古代称之为羁縻制度。
如果说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帝国，怎么理解这种国家结构跟帝国有相似之处？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跟帝国理念完全不兼容。中国的国家建构有一套政治理念、政治理论，一种政治信仰，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这个思想主要是来自法家和儒家，尽管这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学派经常相互辩论。中国自秦以后的制度是儒表法里，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按照法家的原则，具体表现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就是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而儒家则给社会提供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规范君臣关系。
这里确实有一个现实问题。在古代，中央要在一个巨大疆域实行大一统的垂直统治确实很困难。由于古代的生产力低下，诸如物质发展水平、交通道路和工具等都很落后。这对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确实造成了很大困难。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比如长安、洛阳、北京等地，要在边疆地区实行垂直统治是有困难的。从云南贵州去京城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垂直管理当然有很大的难度。但大一统在秦汉之后已经成为儒法两家的共识。于是从秦汉开始就运用一种新的制度——羁縻制度来管理边疆地区。羁縻制度是个权宜之计，当中央政府力有不逮，权力达不到地方，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统治的时候，可以暂时让羁縻之地有自治权，类似于帝国对征服之地的统治。羁縻制度比较松散，比如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自己管理自己，只要做到纳贡、效忠朝廷即可。
位于贵州遵义的海龙屯土司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古播州土司杨氏土司屯兵重地，见证了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图源：视觉中国）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羁縻制度和帝国统治是一样的？其实差别非常大。中国自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央政府在一些时候可以赋予地方很多自治的权力，但这些自治权决非地方所固有。中央政府可以授予地方很大的自治权，但由于法源是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条件成熟时完全有权收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这和帝国不一样。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到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骨髓，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羁縻制度是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的一个补充，中央政府通过一套非常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把所有的疆域都统一起来。
有的时候，古代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跟帝国类似，甚至有的边疆地区比帝国下属地的自治权更大。但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全部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而不是地方固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也就是说，大一统的郡县制虽然一时无法没有达到四周的边界，但从来不是本土外的征服体系。对中央朝廷来说，所有的边疆地区已经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框架。所以，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大一统框架下的羁縻制度与帝国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我觉得把帝国和我们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区别开来很有必要，如果不加区别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而且会对现在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造成威胁。当然，羁縻制度和帝国制度的比较研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当中需要很多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