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布洛斯、罗伯特·曼宁：搞“自由世界独占的全球化”绕开中国，是一厢情愿-罗伯特·曼宁、马修·布洛斯
【文/马修·布洛斯、罗伯特·曼宁 译/郭涵】
美国研究东亚政策的学者范亚伦（Aaron Friedberg）近期在本刊（《得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观察者网注）发表了一篇重要且发人深省的文章，研究过去200年来全球经济秩序的演变，并就当今全球化时代未来可能经历的失败或重构，列举了潜在场景。笔者认同文中关于全球化过去几个阶段的分析，但质疑作者提出的，构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自由世界贸易圈”——即他所说的“全球化2.5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范亚伦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修补与更新现有国际秩序，进而反映全球财富与力量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转移趋势。当讨论一套以区域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时，他实际上中意的结果，是一个由美国主导、“偏袒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然而，这套理论框架指导下的现实世界，必将支离破碎、冲突频繁，更多基于实力而非规则来运行。
一个“仅限接纳民主国家”的世界秩序概念，在逻辑上呼应了拜登政府关于“21世纪是民主对抗专制国家之争”的策略。但如果从能否构建一个更加稳定与繁荣的世界出发，这个提议的问题非常大。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曾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国家安全副助理
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年的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美元），是美国欧亚盟友与伙伴的头号贸易对象，也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其次，全球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现出的中立态度——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与土耳其等民主国家——表明他们更多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来行动。第三，除了为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运作构建相关法律、机构框架，本届美国政府现在还要求，此类贸易与投资必须对美国更有利。比如，拜登政府不愿签署任何伤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自贸协议。但众所周知，一份贸易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制造赢家与输家。
美国有许多方式来修炼内功，比如弥补就业市场技术工作岗位的供需失衡，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竞争力，加强职业再教育，提供更多的终身学习机会，构建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包括普及远程医疗服务、普遍日托服务，以及与职业再教育挂钩的、更慷慨的失业保险。当然，贸易政治本来就是关于相当程度的市场干预与贸易管控——规定出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或者当别国的贸易行为被视作不公平，亦或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战略性行业，而施加关税壁垒——通过这些措施导致的可量化后果，也是贸易政治的一部分。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家们似乎越来越一厢情愿地相信，面对美国的持久霸权，中国要么只能忍气吞声，要么就是被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彻底孤立。这种假设的前提是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依然有能力重新规划世界秩序，以满足他们对自由民主主义的偏好，而完全不考虑别国的感受。试问，过去几百年来，何时曾有过一个完全或部分排除了主要经济与军事大国，尤其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又能稳定运行的世界秩序？
技术、经济与政治
在笔者看来，提出建立一个“偏袒自由主义的贸易体系”的主张，与范亚伦文中对过去200年来，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发端与运作所作的精巧分析和总结，并不一致：以市场趋势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加上科技进步等其它因素，是历史上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相反，政治干预也许可以搭起一个对本国有利的全球化框架。但政治挂帅下，这支乐队终究无法奏出一曲和谐完整的交响。
美国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试图垄断地区经贸规则，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图片：视觉中国
笔者讨论的是范亚伦文中所提，罗伯特·吉尔平富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即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惠关系：经济重新分配财富与权力，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让政经关系重归有序。然而，这个理论模型夸大了政治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低估了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政治力量确实能构建一套经济运行框架，但在这套由安全架构与各种规章制度保驾护航的框架之内————经济是基于自身逻辑与需求来重新分配财富和力量。
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为了满足西方国家对商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进出口需求，英美的自身经济扩张都导致了外部市场的发育。这样的经济往来帮助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中国，获得了发展机会与竞争力。以市场交换规模计，有预测认为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就会超过美国。中国自1978年以来令人惊叹的崛起，证明了经济增长如何打破现有权力平衡。在中国的案例中，这给美国带来强烈震撼，促使美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范亚伦的文章对此有详尽描述。
经济因素也在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其他西方国家中，推动了一种诉求，即要求调整全球化的运行模式，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各地强行施加自由化，然后又失去了把控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的能力之后，华盛顿现在寄希望于靠修改“谁能进群”的规则，来延续其霸权。范亚伦对世界贸易体系中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是一个“由欧洲、亚洲与西半球的发达产业民主国家抱团，所组成的一片自由贸易区，甚至可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联盟”。这是一厢情愿。该方案不仅不现实，还会扰乱现有全球经济秩序，最终损害美国与西方的繁荣，并增加潜在的大国冲突风险——目前这种风险已经高到不可接受了。
范亚伦列举的历史案例，同样展示了经济与技术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因素。一个他所忽视的案例，也能强化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第一轮周期是丝绸之路，始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朝，它通过不同形式（比如威尼斯的海上帝国）连接起亚洲、中东与欧洲，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左右。这个体系下很少有被强加的人为规则，丝绸之路运行的主要动力源自权力，政治雄心与商人的逐利性。
范亚伦提出的“全球化1.0版”（1815年——1914年）的发展，既是基于科技的快速进步（电报，铁路与蒸汽机的发明），也同样基于一个后拿破仑时代的国际政经架构。这个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英帝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上，以及他们如何垂涎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其它地区的欧洲殖民地，那里的原材料。恰恰是关于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而非财富再分配因素，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终结了全球化1.0阶段。
范亚伦划定的全球化1.0时代，是从拿破仑战败到一战爆发的一百年，主要由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大获成功的、偏袒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体系的中心是美国、西欧与日本。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源自极端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教训。该体系有一套基于规则、开放且互惠互利的架构，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相对开放，而美国又是具备支配性力量的规则执行者，在整个体系中举足轻重。苏联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自行选择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反而为这个体系设置了边界。
正如范亚伦文中引述、约翰·罗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评价，姑且不论其自身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后冷战时期依然坚挺，理由之一就是：只要成员都有共同的使命感与共同利益，哪怕缺少霸权国家主导，一个多边组织架构依然能够照常运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国认为，不管有没有霸权国家参与，他们愿意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这个体系。
然而，随着欧洲与日本的战后重建，并在1980年代成为（美国的）产业竞争者，美国靠相对开放的市场再行慷慨，越来越行不通了。因为美国人不能接受两个过去被他们打败的国家，如今却在经济上大薅美国羊毛。在80年代，华盛顿开始反击，美国与日本爆发贸易战，日本车企被要求把在美国赚到的利润，用在当地投资新建工厂。
随着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开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供应链的加持下，以指数扩张的速度覆盖了前华约国家，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大部分东亚国家，中国乃至俄罗斯本身。从结果来看，它既孕育了一批全球中产阶级，也通过一系列金融危机，暴露了脆弱性，从拉丁美洲开始（这个趋势在80年代最为显著，但在阿根廷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金融危机至今仍断断续续地上演），然后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终是2008年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带来整个体系彻底坍塌。
以上种种都确认了吉尔平的观点，即贸易重新分配财富，进而改变政治命运，比如美国的相对衰落。虽然全球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其在特性与广度上已发生的演变。比如对资本的管控，地区与“地区+1”的贸易协定等。在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正如围绕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多哈谈论最终失败所凸显的，未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能继续扮演全球贸易仲裁者的角色，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当前，第四轮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表明，经济因素往往领先政府治理一步。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前所未有，从1978年GDP只有1500亿美元，到2021年的18万亿美元。中国在这段时期创下了10%的年均增长率，其增长也超越了现有国际贸易体系背后的政治框架。中国充分利用了世界贸易体系以谋求发展，打破美国人关于经济改革导致政治自由化的幻觉。正如前总统特朗普指出的，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崛起，打破了美国主导下全球化2.0时代的权力格局
修补全球化现行机制
相比提出一条难以实现的战略，呼吁全世界回归到“自由世界”主导的、“偏袒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范亚伦本可以提出更好方案，即证明当前有瑕疵的全球化体制是可修补的。不说加强，这样至少能保住当下，美国与全世界的既得利益。
在范亚伦看来，“全球化2.0”出了篓子，很大程度上要怪中国。但他的分析中没有提到，美国人对全球化感到幻灭的背后，美国自己也有责任。正如亚当·波森近期在《外交事务》刊文提到，“总的来说，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不断从全球经济当中抽身退却。”美国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流失的工作岗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从2000年到2015年，在一个1.5亿人的劳动力池当中，失去了200万工作个岗位，实际上仅相当于一年有13万工人下岗。
所以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全球化与中国怨气这么大？波森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对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盲目膜拜”。长期以来，美国都在稳定地流失制造业工作岗位，但其中许多发生在美国选举的关键摇摆州，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要全部怪在中国头上？令人遗憾地是，美国自己也未能重视给工人提供再培训、再就业的机会。直到近期之前，政策一直在鼓励美国公司投资海外全球供应链，同样助长了这一问题。
根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2021年的调查，“过去几十年来，联邦政府花在工人职业技能培训上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一再下降”。在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中，各州政府历来扮演重要角色。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总额计，各州政府提供的贸易调整援助资金也在下降。不管是投资社会保障安全网，还是职业技能培训，美国的重视程度都不如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成员国政府用在就业准备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公共开支水平进行排名，发现美国排在倒数第二位。
要想恢复（美国人）对更自由贸易的信任，有必要着手打造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更好地为劳动者提供与工作相适配的职业技能训练，以适应一个快速变化的21世纪职场。
美国开始敌视全世界，不仅仅限于贸易问题上。美国的反移民情绪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尽管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缺少职业技能的外来移民将会抢走美国人的高薪工作。事实上，美国经济离不开移民。美国人变得更加孤立主义与排斥全球化，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同样也有文化与心理因素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人都不重视历史，以及贸易起到的分配作用。他们总是倾向于笃信，自己的国家必须是全球化的唯一赢家。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对全球化可没有那么着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本国的工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范亚伦提到，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中期兜售全球化概念时，将其视为实现“历史终结”的引擎。但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全球化会如何增加——而非减少——战略竞争。
其中一个缘由可能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关。美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末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之一，是因为当时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国拥抱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如果美国能从一开始就理解经济竞争带来的挑战，也许它本可进入一个类似“史普尼克时刻”的自我修炼期，以便更好地应对与中国或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不可避免的竞争。但相比因噎废食，美国依然可以选择修补全球化运转过程中的瑕疵。
而牺牲“全球化2.0”体系，并尝试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世界”的部分替代版本，将导致多重风险。首先，美国不一定能在贸易与出口管制的立场上，与欧盟眼对眼。毕竟，欧盟一直在推动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贸融合。全球化2.0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积累财富、消除贫困、培养中产阶级群体的依托。长远来看，这些因素有利于提高那些国家民主化与自由市场改革的几率。而一个偏袒自由主义的贸易体系，则无视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增加冲突的风险，让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中国。
美国与沙特围绕石油增产问题陷入龃龉，侧面反映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度降低 图自：澎湃影像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实力、凭借实力施展意志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一套也许对迪恩·艾奇逊（第51任美国国务卿，1949年至1953年在职——观察者网注）有用，但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正是由于美国的傲慢，与对美国不再可靠的担心，导致欧洲与亚洲的许多国家拒绝站队美国。看看欧洲与日本、中国和其它亚洲或拉美国家签署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再看看亚洲新达成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中根本没有美国。
与盟友达成共识需要付出艰巨努力，虽然范亚伦尽可能避谈这一点，但他正确地意识到，在贸易问题上，动员民主国家与意识形态接近国家来统一立场有多重要。不过，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正是由于美国自身能力所限，为了最大化拓展美国塑造国际规则与制度的能力，才有必要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合作。但这种努力不应该取代现行的国际规则。
由于中国仅占全球经济体量的18%，中国不可能改变它持续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美国有必要穷尽外交手段，来检验中国提出的宏大目标，是否与它愿意承担的代价相一致。但在这之前，我们不应该妄下结论。为此，我们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和意识形态相似国家配合，以检验这个提议。范亚伦匆忙否定了美国与盟友合作，更新全球贸易与技术规则，以及改革世贸组织的可能性。当然，由于美国咬定中国不可能做出改变，这样的努力会很困难。
打造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拦路虎”在美国国内
当范亚伦呼吁回归到一个部分全球化、由价值观维系的贸易体系时，他也忽视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阻碍因素。拜登总统也许放松了特朗普时期对欧洲盟友加征的钢铝关税，但他提出“买美国货”的口号，并通过联邦政府采购支持美国制造业，同样激怒了欧洲盟友。拜登政府为工会化的美国车企提供电动车补贴，也让美加墨自贸协议的伙伴感到沮丧。不过，尚不清楚近期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会如何落实这些补贴。
拜登政府的种种行为，让韩国与日本这些美国最亲密的贸易伙伴，都感到反胃。美国政府一直在鼓励日韩车企在美国本土建厂，给人留下一种印象：美国正变得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哪怕是对盟友也一样。
更糟糕的是，拜登政府内部分裂，导致几乎无法达成任何新的贸易协定。近期一篇“政客”网站的文章描述，来自亚洲的盟友与伙伴国家，迫切希望美国在贸易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拜登政府却因为种种困难，迟迟拿不出一套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的完整战略。
拜登政府内部存在三方分裂，其中一角是贸易扩张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签自贸协定，进一步拉近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其次是更加照顾劳工的一派，希望用关税和进出口配额来保护美国工人；最后一派则担心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可能伤害政府解决通胀与降低供应链瓶颈的工作重心。哪怕是范围相对较小的主张，比如数字贸易协议，都遭遇了内部反对。美国贸易代表处希望发起对中国的产业补贴审查，也被拜登政府否决。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印度工业与商业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见面，戴琪属于白宫内贸易问题上的“劳工友好派”，但依然受到牵制
接下来，还有越来越反贸易自由的美国国会。支持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中的进步派，根本不接受重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任何努力，他们也不允许美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两党依然在为后一件事开战，把贸易协议视作美国工人流失、制造业工作消失的罪魁祸首，事实上，科技进步才是影响工作岗位增减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技能错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也是为什么美国还有约1000万个工作岗位无人问津的理由之一。
一方面，美国政府无力推动任何新的贸易协议；另一方面，是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基于“自由世界”的自贸协议如何能变为现实。这样一份协议，虽然看上去符合拜登政府反华、支持民主的议程，在越来越敌视中国的国会也许能收获共识，但它也意味着，这届政府在过去仅能通过小型提议的基础上，需要打造一份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型贸易协定。
相比重建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当前的政治失序是同样严肃的问题。范亚伦呼吁建立一个自由世界贸易体系，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抛下现实的包袱，另立炉灶、从头开始。
结论
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范亚伦好心地描绘了几种可能出现的场景。几乎可以肯定，世贸组织的作用将会削弱，也许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会在特定领域持续发生。但最有可能的是，未来不会再有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了。贸易自由化已经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或者是基于跨区域的形式，比如美国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尽管如此，由于世贸组织近乎普遍的成员国体系（覆盖了96%的全球贸易份额），且拥有广泛而独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在维系一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当中，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如果世贸组织要继续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在成员国认证、争端解决机制两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一段时间以来，地区贸易抱团、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显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场景，是由世贸组织与联合国的标准定义机构，在各地区同意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松散的全球贸易规则保护伞。然而，贸易与金融持续碎片化的趋势，依然可能发生。在钢铝等受管制的关键行业，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正是由于范亚伦强调的吉尔平观点——经济因素能够撬动政治——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今天的威权国家明天摇身一变，成为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因为长期来看，逐渐扩大的中产阶级这类内部力量，将会呼吁更多政治参与和自由化。
基于意识形态选边，重新规划全球贸易，并排除世界最大的市场与贸易国（中国），所面临的阻碍不仅来自美国贸易政策的惰性，也包括强劲的市场力量。今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这当中已经透露出些许迹象，即对“仅限民主国家”的全球经济体系提法，未来将有针锋相对的回应。类似的，北京也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全球安全倡议。
今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会面，双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图自：新华社
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贸易与投资网络。中国市场对美国种植玉米与小麦的农民，有巨大吸引力。美国的页岩气生产商，也渴望进入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市场。波音公司享受着中国庞大商业航空市场的份额，高通等公司也在向中国出售手机上的低端芯片。这一切都不涉及什么国家安全风险。一个绕过中国、偏袒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贸易秩序，将违背让美国公司与消费者获益的市场力量。
中美战略竞争，正让美国与中国在认为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互相启动脱钩。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对一个主要由经济因素主导的全球体系进行修补，哪怕存在各种问题，看起来依然是最合理的策略。最后，考虑到更深远的系统性结果，有必要牢记亨利·基辛格最近的警世之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对抗的主轴，除非我们已准备好把政权更迭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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