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他怎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圣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2022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围绕这位被冠以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诸多名号的著名人物，从学界到民间，开展了许多研讨和纪念活动，把本就颇具热度的“阳明热”推向了新的高点。

诸如“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等哲理名言，还有“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样兼具诗意与哲思的话，经常见诸于许多图文音频，当然还有朋友圈。

为何今人如此青睐王阳明？王阳明何以由凡入圣？今人对王阳明是否也有误读？我们不妨先从其人生轨迹看起。

起落无常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家世据说可以追溯到琅琊王氏。但众所周知，中古之前的家世追溯大抵难以考证，只能聊备一说。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中成华辛丑科进士第一人，也就是俗称的状元。弘治一朝，王华在京城做官，先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

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从11岁开始，他便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学习。据冯梦龙的记载，孩童时代的王阳明不好好诵读经史，整日召集小伙伴“打仗”。王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勒令儿子好好读书，长大考状元。王阳明却回怼：“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能中状元吗？”，“若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稀罕。”这一通回答让王阳明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

冯梦龙的描述或许不乏夸大之处，但王阳明的性格确实异于常人。或许也正因如此，他虽然天资聪颖、家教极佳，但会试之路却不是很顺。22岁、25岁两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28岁第三次参加会试，才终于如愿以偿。

《传习录》资料图

弘治十二年，王阳明成为进士，次年授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此后的七年里，他虽偶尔外放差事，但一直在京城做官。直到正德元年，35岁的王阳明为救同僚忤逆刘瑾，不仅挨了廷杖，还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就连父亲王华也受到了牵连，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故事为后人所熟知。可事实上，这段时间并不长。王阳明起初想要归隐山林，后来大概是怕连累家人，还是决定去龙场上任。他先躲避暗杀，后兜兜转转，直到正德三年才到达贵州龙场。两年后，刘瑾被凌迟处死，王阳明也得到了起复的任命。

在明代中后期反复回转的政治氛围中，重回官场意味着王阳明的仕途春天来了。此后由于平定农民起义出色，王阳明的职衔持续上升，正德十三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随后，王阳明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刻到来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封藩南昌的宁王起兵叛乱。七月十五日，王阳明起兵平叛，八月二十日攻克南昌。随后与回师的叛军主力激战，生擒宁王。虽然此后经历了诸多波折，王阳明甚至一度请求辞官归隐，但最终还是在嘉靖登基后得到了提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至此，他的职位已经追平了父亲，实权则更大于状元父亲。

由于父亲去世，王阳明擢升南京兵部尚书不久便回家守丧。一般守丧期满，朝廷就会起复重用，但是，王阳明足足在家呆了六年，朝廷始终没有理会他，王阳明在大放光彩之后，就这么骤然跌落谷底。

直到嘉靖六年，由于广西叛乱太过棘手，朝廷又想到了王阳明，升职随之而来，让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衔指挥两广战事。次年，在战后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逝于南安。

按理说，为国效命至死的王阳明应该享受尊荣，但波折又来了。由于涉嫌“擅离职守”，王阳明不仅没能得到褒奖，就连爵位也被撸掉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王阳明身上，可谓贯穿始终。

盖棺定论不容易

王阳明的精彩故事不止在于他的生平经历，其身后之事也同样波折。都说“盖棺定论”，但放在王阳明身上，这“定论”的“棺盖”偏偏要反反复复落下好几次。

王阳明仅用一个多月就平定了宁王叛乱，按照明朝的封爵规则，此等大功，不能不封，因此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就有了授爵之议。然而，由于王阳明是王琼举荐的，而王琼与主持朝政的杨廷和关系紧张，导致王阳明跟着受牵连。

最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岁禄一千石。但是，封爵竟然不给铁券，就连一千石的岁禄也压根不发。这就好比你得到了某项重大奖励，但既没有证书，也没有奖金，尴尬不尴尬？

好在王阳明不是一般人，对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惯例，作为伯爵的王阳明应该追侯爵，儿子承袭爵位。但是，先前王阳明一再请辞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于是，这去世后的“盖棺定论”成了麻烦事。

王阳明故居（资料图）

桂萼主持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功过相抵”——平定叛乱固然有功，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干脆两相抵消。至于王阳明的学说，则被全盘否定。

嘉靖皇帝对于这个处置还不满意，他觉得王阳明虽然立了点功，但那又怎样？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最终的处置结果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彻底归零，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盖棺定论”。

尽管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王学的传播已经无可阻挡：

一方面，王学对于本心的认知颇有“解放心灵”的意味，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智慧，天然受人欢迎。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王学虽然被称作“反动”，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迎；

另一方面，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王学天然适合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王阳明很重视培养学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养学生，门人规模迅速壮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阶、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

徐阶像，图自青浦档案

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按照应有的规则，追封新建侯，追谥文成。隆庆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此后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这一轮平反运动，算得上是第二次“盖棺定论”。

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围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始。

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甚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

大臣们争吵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

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前所未有。

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甚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

一百多年后，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赞的同时，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

“阳明心学”真的万能吗？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毛泽东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总裁、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影视剧片段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阳明是圣还是人，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其实，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中国，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料图）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未必那么有积极意义。而以笔者的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偏差？进而出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大到现实中，问题就会表现为“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从本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家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

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不适合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与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虽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评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

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励、陶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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