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东盟不想做棋子, 就必须认清中美之间真正的霸权来源
【文/王赓武】
中国目前倡议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其“新”之处在于以下3点：其一，东盟是新的。尽管东南亚是个早已存在的地理区域，但它在国际政治中被辨识为一个统一区域是二战之后的事情，“第一代东盟”成立于1967年，“第二代东盟”则是1999年。其二，中国是新的。在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极度虚弱和分裂之后，中国如今再次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三，新“海上丝绸之路”是新的。这条路线虽然古老，但当前的路线是重新开辟的。由于新“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如此广大的区域，下文也将围绕以上3个方面而展开。
东南亚何以成为东南亚
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东盟，指称的是作为地理概念的东南亚。然而，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需要分开考察。东盟是个非常新的国际组织，它成立于1967年，但有人认为1999年才是东盟真正的起点，当年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加入了东盟。有趣的是，东南亚地区尽管已存在几千年，但从未拥有单一的身份或名称。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东南亚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其次，在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时，它又为何从未拥有本地人共用的统一名称?这本身就构成了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穷其一生试图解答;反过来，这些问题又影响了东南亚的当下。如欲更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东南亚最初的地理历史条件。
在地理上，东南亚主要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组成，同时具备大陆和群岛特质。这个地区的居民不会自然地感觉到是一个整体。“素万那普”(梵语，意为黄金大地)是印度人和佛教徒使用的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东南亚的称呼，例如对于海洋世界，有人称之为“马来群岛”(Malaisie)，而对于大陆，则称之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因其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但几乎所有这些名字，都只能代表人们所感兴趣或者了解的一部分，而对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认同却从未发生。
海南琼海：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展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香药。图源：视觉中国
（一）古代民族来源与海上贸易
这样分裂的地理导致了东南亚形成了多样而非统一的民族。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海洋、陆地、草原等不同的地理条件会培育出迥异的民族。不同的人群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治理体系来到东南亚，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和国家类型，吸收了不同的宗教，其生活方式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
就东南亚而言，它在地理上同时具备陆地和海洋，该地区的民族也可大致对应地区分为陆上民族和海上民族。陆地上的人们从远自中亚中部的北方而来，向南沿河谷前往安达曼海方向，沿途进入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和越北的红河;其中一部分人主要说藏缅语和今天的泰语，他们的语言同时受到孟—高棉语族和汉藏语系的影响。
他们与在当地发现的土著人非常不同，后者的共同点是孟—高棉语族，从这一语族衍生而来的有越南、柬埔寨的语言，以及缅甸的孟语。除了高棉帝国的一小部分地区，陆上民族总体上停留在他们的河谷里，从未真正面向大海。
海上民族则在历史上主要从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迁徙而来，辗转至台湾岛、菲律宾、越南，并进入东南亚群岛。我们现在通过他们共同起源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出人意料的是，马来亚—波利尼西亚人的分布广达半个地球，他们所在的范围一端在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另一端则远至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海岸。他们依靠海产和海上贸易生活。这些机动性极强的海上民族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锁定在海洋，他们从未真正进入过内陆，但在他们控制的河口处生活舒适。
开放是海洋的天然属性，人们可以在海洋上自由航行，任何关系的联结都变得更容易发生;而陆地则完全相反，尤其是需要跨越高原、山脉和深谷时，这些地形都对关系构成了很强的限制。陆地的封闭和海洋的开放构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显然没有多少共同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将东南亚视为整体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各地人民对东南亚的称呼，都仅仅基于其所感兴趣或有了解的部分，而整体的自我认同从未发生。
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欧洲人到来前的时期，该地区的形成与陆上或海上强国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共享着稳定增长的贸易。在那段时间里，随着贸易的增长、商人间联系的增多，那些来自西方、印度次大陆以及更远的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一方面顺着印度洋到“素万那普”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则辗转来到中国。
那时，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统一而富裕的古老国家闻名遐迩，所以同时吸引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商人。贸易主要由经南印度而来的中东穆斯林商人和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主导，后者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这种贸易为这一地区的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和繁荣，虽然该区域还未得名，但本地所有的海上民族都为保持贸易的运转发挥了重要核心作用。
这是一个开放的地区，贸易自由往来，宗教、政治、生活、哲学、建筑、艺术、音乐、舞蹈等各方面思想都很容易在此纷纷传播，尤其是从西边的南亚大陆和中东传来。然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并没有在此传播多少，远不能与他们在贸易中的参与度相媲美。
在第一批欧洲人———葡萄牙人到来前，这条航路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不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都只是作为额外参与者加入其中。在西方的影响力和商业利益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中国和穆斯林商人发挥关键作用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贸易范围在扩展、规模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些外国商人。
（二）近代西方的海军霸权
西方人所拥有的强大战船，成为了引起变化的新因素。他们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用先进技术进行复杂的海上作战。在大约150年后，海军优势最终给西方带来了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这使得该地区的根本逻辑发生了改变:谁拥有海军力量，谁就能主宰贸易。
贸易不再掌握在单纯追求利润的商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负有使命的商人手中———无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基督教使命，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组织良好的经济使命。
最后，随着英法等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多样的资金和参与方式纷纷出现，贸易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发展。但人们可以看到，根本性的变化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经济生产的性质，新生产力彻底改变了贸易的方式、开拓了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开始被长途运输，这使得工业作为催化剂在此后几个世纪里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海军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不是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欧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争，无论是荷兰人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对英国人。最为决定性的一场战役是英法两个工业强国在印度洋上的最后较量，英国获胜并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洋。当然，此时另一边的美国人已经推进到太平洋了，于是英美开始讨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岸建立伙伴关系。英国海军在当时实际上控制了一切，美国只能充当配角。
但是，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日本和中国的商人逐渐成为一些欧洲企业的合作伙伴，并抓住机会来促进他们的利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东亚人参与进来，在此处的利益和兴趣越来越大，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新的词汇：日本人称其为“Nan’yō”(日本字同“南洋”)，中国人称其为“南洋”，其意相同。
这样，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共用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为海洋强国发明的，为所有港口面向南中国海、东爪哇海或印度洋的国家发明的，它并没有真正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南亚的陆上北部地区。
但是，这一常用名称的出现，最终导致日本人挑战西方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日本人在近代时期向西方全面学习，也获得了西方式的野心。他们产生了一种亚洲主义的观念，即“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富于精神文明的亚洲优于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因此日本应该得到其他亚洲人的同情和支持，带领大家一起把这些欧洲人赶出亚洲，自己管理亚洲。然而，日本人走得太急太远。
他们到底是真的想把亚洲留给亚洲人，还是实际上认为亚洲属于日本人，这暂且不论;重点是，他们发动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日本人的故事随着战败而结束，“Nan’yō”这个词也不再在这个语境下使用。但我们经常忘记的是日本当时实现了什么———它证明了整个东南亚可以被一个帝国控制和统治。
如果你环顾东南亚，今天东盟的所有10个成员国都曾在长达3年到3年半的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日本的管理之下;在某些情况下是军事管理，更多的时候是民事管理。在二战期间，他们同时在缅甸前线和菲律宾的南部海岸作战。显而易见，日本人实际上把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当然，他们把东南亚与“大东亚共荣圈”联系在一起(我们并不承认这个概念)，并视其为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总督府大本营所控制的一整个区域。随着战争结束，日本失去一切。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0日，柬埔寨金边，一名安保人员在洞里萨河边一座佛寺站岗。图源：视觉中国
（三）二战后英美形塑了东南亚
在二战后，英美为了在离开之后继续保持在当地的影响力，沿用了二战期间所使用的纯粹军事背景的词汇———“东南亚司令部”来进行战略规划。他们意识到，东南亚北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印度将成为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反日同盟的盟友，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中国正在成为一支新力量。蒋介石毕竟在开罗等地会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显而易见，一旦中国人打败日本人，他们将接管世界的这一部分。另一方面，尽管英国人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之后会分裂印度，但他们意识到，在离开印度之后，民族主义者手中的英属印度将成为未来的强国。
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中，很明显，未来如果想在原先的领土上有任何影响力，他们必须提防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到来。英美需要以某种方式确保该地区得到保护，以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利益。为此，它们确立了“东南亚”这个区域名称。东南亚此时仍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的学者撰写东南亚史时，他们没有把菲律宾包括在内，因为菲律宾并非英国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一部分，而是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部分。
当去殖民化浪潮变得不可避免时，英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应该携手合作考虑整个地区，因此菲律宾被纳入东南亚，形成了今天的东南亚十国。这些变迁过程在地理标记的变化中得到体现，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地图可以让人们真正把这个地区看作一个整体。英美在他们其后所撰写的数百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反复称呼这个地区为“东南亚”，从而将其固定下来。
从那时起，让“东南亚地区”变为现实，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该地区的后帝国使命。区域内的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因为他们仍需解决自己的国家建设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更紧迫。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建设已经接管的殖民地国家或革命国家，后者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因此，唯一认真思考该地区的人，反而来自外部，特别是英国的战略家，后来还有美国人、法国人等等。他们都逐渐意识到，发明“东南亚”这一地区概念是他们在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地区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中国和印度是未来的亚洲大国。这是很好的战略思维，回过头来看，这些人确实拥有想象力和长远眼光。
那种认为西方人目光短浅，而只有亚洲人和中国人才有长远眼光的想法是错误的。西方特别是英国，有一些了不起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欧洲人要比美国人优秀得多。英国人的长期观点是：这一地区必须被单独考虑和受到保护，使其利益不受印度或中国所支配。当然，英国在东南亚有特殊的利益和额外的考虑，因为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地上拥有财产，所以对东南亚的考虑是他们广大的全球海洋帝国的一部分。美国人也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感兴趣，所以两国共同决定将东南亚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使其成为他们可以保卫的地区。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四)冷战时期塑造东盟的3个最关键事件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不可能被视为一个整体。从冷战降临到亚洲的第一天起，东南亚就分裂了。在笔者看来，3个最关键的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东盟和东南亚。
第一，印尼在苏哈托的领导下转向资本主义，埋葬了苏加诺的遗产，并彻底摧毁了印尼共产党，然后与资本主义阵营重新结盟。1967年组成东盟的5个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这时的东盟可被称为“第一代东盟”。
在印尼转向资本主义阵营后，其他四国也被迫站队。冷战逐渐变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越战开始之后的中南半岛。东南亚地区在冷战中陷入了分裂，“第一代东盟”所代表的其中一半东南亚国家与资本主义结盟，另一半则更加杂驳；(向资本主义)看齐的那一半成为了新的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源头。
第二，对新中国的承认。在国民党垮台、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中国被排除在很多事务之外，特别是在冷战过程中被盟军排除在外，也没有成为联合国成员。在苏加诺被推翻后不久，左翼势力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仅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权。这场运动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成功。它开启了尼克松的中国之旅，并让美国促使中国摆脱苏联的主导。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完全改变了冷战本身的形态。它把中国从苏联的保护伞下拉了出来，并重塑了中国的形象；中国脱离苏联阵营，也为东南亚的生存、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新的条件。
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在越南的战败和撤离。这在当时令人我们大多数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形势的真正变化，大家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很不确定。然而很清楚的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另一半的东盟很明显地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独立作用，而不只是冷战一方的棋子或傀儡，因为它也可以转向中国。
如马来西亚以及后来的菲律宾和泰国，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原因而拒绝这样做；而新加坡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在等待印尼的决定。这样，5个国家中有3个实际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鼓舞它们发展出一个至少有充分意愿来获取更大自主决定权的、而不是与一方或另一方结盟的东盟。
1979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爆发了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然后重建了独立于越南的新老挝和新柬埔寨。“第一代东盟”发挥了独立作用，加入了美国和中国的行列，并在决定柬埔寨的命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证实了如果东南亚国家团结一致、行为明智，并制定出一些战略来保持其在该地区的自主性，那么东盟可以拥有决定权。
由于美国力量相对衰弱，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形象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拥有自主决定权的“第二代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都在90年代加入了东盟，柬埔寨在1999年底最终加入。这是由10个国家组成的真正的东盟，它完全重构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这宣告了东南亚从此之后是一个可以决定其自身命运、在任何大国之间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地区;不论所面对的大国是谁，它都拥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东盟作为一个拥有自主决定权的机构的出现，意味着此时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再将它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定地反共、反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看到了一个拥有决定权的独立区域。中国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拉近它与自己的距离，并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东盟的，并完全同情这个独立的东南亚区域。
我们可以回想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来与东盟友好相处，并接受东盟邀请建立起“10+3”“10+1”机制。所有这些开放的努力旨在将更多的人纳入更大的区域;唯有在这个更大的竞技场中，东南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东南亚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舞台。随着中国的配合，东盟成立了“10+1”“10+3”等地区对话机制，这是东盟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高光时刻，人们对东盟主导各种事务抱有巨大期望。
鉴于自身历史，东盟不能完全忘记它是一个濒危物种的事实———它没有自然资源可以依靠，而一直是为了一时的特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由于缺乏天然的深厚根基这一弱点，在东南亚地区操弄分裂是相对容易的。小国如何在大国的夹缝间生存，并不是东南亚特有的问题，但东南亚面临特殊的叠加状态———机遇与对生存的持续威胁并存。因此，它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保持团结，以确保不会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中国对海洋的古今认识
对中国来说，与这个全新的东盟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因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向南看。在此之前，中国人尽管到达了中国的南部海岸、南中国海，并征服了北越的部分地区———在它获得独立之前的近千年，中国一直是它的保护国———但中国人实际上止步于此，从未继续向南迁移。中国是北方的大陆强国，对其边境以南历来鲜有兴趣。
（一）蒙古人改变了中国对南方的态度
纵览中国历史，所有的难题、敌人和威胁都在北方。相比之下，中国历来不重视南疆。一直到现代，超过90%的资料都与中国的北部边境有关，再向北则到中亚和北亚，然而关于南部边境的资料很少。
主要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那里没有敌人———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些对海上贸易感兴趣、小富即安的小国；那里也没有强大的海军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南疆越来越不重视，直到中国的半壁江山已被少数民族占领，宋朝被驱赶到南方，朝廷不得不依靠鼓励与东南亚的贸易来维持经济，商人的税收可以成为国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时，他们才开始被迫注意到南方。
面临北方的威胁，南宋鼓励福建和广东商人开展海外贸易，贸易逐渐变得非常活跃，中国人与各国商人尤其是与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或对手等形态，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总体上发展出了非常多样、非常良好的关系。
元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蒙古人的征服是从北方开始的，所以北方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不再构成问题；蒙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往南再走多远。当他们发现中国(汉)人有一支突击性的海军时———宋朝海军并不是为了向南进攻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抵御北方而发展起来的———蒙古人接管了宋朝海军，在汉人水手的帮助下前往爪哇、占婆和越南等地。
蒙古人甚至试图在朝鲜人的帮助下使用中国海军进攻日本。他们实际上是在积极地利用中国海军，来达到中国人从未设想过的目的，这本身就很有趣。这是一种典型的蒙古人观念：任何地方都应该被占领。就这样，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这极大地改变了全局。
因此，当我们谈到郑和率领的中国海军南下印度洋时，这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开始的。这个举动之所以成为可能甚至是可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蒙古人与中东建立了一种定期的、非常积极的关系；蒙古人此时已在中东完成了扩张，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联络远在波斯湾的自己人。因此，当明朝从蒙古人手中接管政权时，明朝继承了这种世界观;正在北方与蒙古人打交道的永乐皇帝接过了蒙古人的角色，他想了解蒙古帝国在中东的情况，于是他派郑和去一探究竟。这一切都是有相关性的。
1405年7月11日：航海家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图源：视觉中国
郑和7次下西洋的最终结果是，明朝宫廷认为不值得花费这么多钱，因为既然那里没有敌人，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来维持海军，而应该把这些事情留给商人、尤其外国商人来做。明朝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对其未来非常有害的政策，那就是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反而仅凭郑和下西洋就认为大明帝国是一个到处扩张海军影响力的时代，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终止了海军的发展、毁掉了船只，并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前来中国的外国人手中。
当外国人到达中国时，中国人可以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但他们不能出海去做贸易。这样，所有贸易都归于朝贡体系，他们对其进行了官僚化、制度化的完善，使其成为一种对贸易有着非常复杂的控制和指导的制度。当欧洲人到达时，除了没有海军力量和国家支持的非常活跃的私人商人外，没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中国人。尽管中国商人非常活跃，但他们没有国家海军力量的支持，事实上甚至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其中一些商人在外面从事非法交易，一旦非法外出，回国之路甚至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中国商人撤出的真空下，欧洲人在东南亚商业系统中建立了影响力，并逐渐成为了主导力量。
（二）海洋成为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贸易通道
清末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海上的严重威胁并被打败。这使中国人非常震惊。他们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海上威胁，但到了19世纪末，缺乏海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这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大海不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外国海军可以从海上对脆弱的中国发起攻击。这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事实上，自从英国人训练的日本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摧毁了中国海军的残余力量，后者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现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认真讨论。但中国人仍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行动，因为他们必须先统一国家，并重组整个现代化计划。中国此前的尝试都不能令他们完全满意，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始将所有的新因素融合在一起，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对全球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新经济活力都认可的混合体。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中，并被世贸组织接受。
事实上，他们意识到，从“第一代东盟”到“第二代东盟”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个帮助他们进入这个海上贸易心脏的机会，这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依赖于海上贸易而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源。如果他们没有通往海洋的通道，那么过去40年的一切经济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此前美国人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美国人想将他们转变为资本主义，变得像美国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人现在认为必须阻止或遏制中国，不能再让其继续发展。因此，控制自己的海域、以确保海上贸易得到保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太穷，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造船。在这之后，随着中国人脱离贫穷，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努力建设海军。你可以看到当中国人决心要做什么时，他们的效率高得惊人。
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举行闭幕式。图源：视觉中国
（三）中国建设海军是为了防御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威胁
几十年来，许多人将不断发展的中国海军视为世界强国的主要威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中国人确实建造了很多军舰，但他们在现代时期还从未打过一场海战;实际上，他们在其整个历史上还从未赢过一场真正的海战。所以，中国是否算一个海军强国，着实存疑。中国在现阶段发展海军的最主要目标，是希望确保自己可以完全防御自己的海疆，保护其对海上贸易的经济依赖免于敌视中国发展的势力的威胁、封锁或完全遏制。
对东南亚来说，在思考世界的整体权力结构时，房间里的大象不是中国，而是存在了两百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因为，困扰东南亚的并不是大陆力量———当然，双方在湄公河、中缅边界以及越南问题上有一些争吵，但这些都不是对东盟的真正威胁。对东盟及其自主决定权的真正威胁，以及影响东盟未来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实际上都取决于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地理位置。因此，海上霸权是东盟未来的关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不能逃避自己的地理和历史，因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真相是，这里由一个大国的海军统治，现在实际上仍是如此，即美国海军支配。
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如今以澳英美同盟（AUKUS）的形式出现。澳大利亚、英国的加入对于美国来说最为舒适，这3个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在所有的战争中并肩作战，总是同呼吸共命运；它们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思维方式也相同，因此彼此间最容易打交道。所以，他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成本就能聚合在一起，且可靠性很高。相比之下，美国不确定能够完全理解、也不确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日本，因此总是心存疑虑。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建设海军主要是针对“房间里的大象”，即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而非东南亚本身，因为中国并不害怕东南亚的任何国家。中国人在南海并不需要造岛来对付越南、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但是在面对美国在家门口的海军力量威胁时，他们不希望南海被视为美国海域的一部分，因此认为造岛是防御性的。
中国曾在19世纪被英国从海上攻击，他们永远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而当下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只有美国的航空母舰，这就是当中国人说“房间里的大象迫使我们做某些事情”时其所指的语境背景。不幸的是，这让较小的国家感到震惊，但他们并非针对较小的国家。
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真诚的。要对付越南、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他们并不需要在这些岛屿上填海造陆，但如果看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力量———美国人在那里的所有地方(都有存在)，至少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对此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美军都可以威胁中国，这是笔者所能看到的他们思维背后的潜在逻辑。
中国主观上不会直接对抗和挑战美国，原因有三：其一，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中国人知道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挑战美国及其海军盟友的海上霸权。美国本身就足够强大，再加上盟友的力量，中国永远无法与之匹敌。其二，回顾历史，笔者没有看到过任何中国想要主宰或管理世界的例子，他们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中国能看到美国试图统治世界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且从中无法获得多少真正的好处。中国能够真正接触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商业航运进行经济贸易和连接；中国能做的是不断扩大贸易联系和商路的连通性，以便在各地进行买卖，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因此，他们需要思考如何保护这些商船。
新“海上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海上贸易路线确实有诸多不同。如前所述，旧海上贸易线路是非常和平的，它的参与人数有限，因为进行海上长途贸易仍然是个相当不稳定的行业。总贸易量小，船只也很小，容易在海上沉没或失踪;以现代标准来看，船只数量也较少。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后才真正改变，特别是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缩短了全球市场经济的航线，促进了发达的西北欧工业经济体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经济之间的连接，将包括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内的所有海洋真正开放给一支统治全球的强大海军时，世界就真的改变了。
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人在谈论现代之前的全球化，但那只是陆地全球化，且非常有限。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控制了海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那么整个地球都处于控制之下。对海洋的全球性控制从英国人开始，其后被美国人接手。
如今，很明显，英美仍然认识到这种海上优势对他们的利益至关重要。这使其获得如今的强大，使其能够让全世界接受他们制定的普世价值，并定义一条唯一的现代化路径，任何试图走上不同道路的国家都是错的。
这便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人领导的世界格局，但永远不要忘记的是，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海上力量，并进一步巩固发展、使其无可匹敌。不像英国被限制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美国身处一个缺乏敌人的大洲，于是可以集中几乎所有资源来建设一支能够控制世界的海军。他们首先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自从中东战争和过去几年的行动以来，很明显又控制了印度洋。这是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权，英国人曾如此梦想但又缺乏实现这个梦想的能力，而美国人替他们达成了目标。
当今世界是由最强大的海军主导的海洋世界，如果中国想要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它的新特点在于，这条新的海上航线依赖于那些可以实际控制和扮演警察角色的他者的力量。
全球海洋经济并非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社会，其背后是英美海上霸权。此前美国允许中国进入海洋，开展贸易并发展自身经济，但在改变中国体制的想法失败后，它认为不能再让中国继续发展，转而开始遏制中国。至少中国人肯定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非常强大而难以对付，中国领导层中的明智者永远不会想要挑战它。
中国海陆大国的双重身份与“一带一路”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个陆上大国，海上贸易也是它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大陆力量十分巨大，且在大陆方向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仍然面临着作为欧亚大陆国家的古老战略问题。在海上，中国想要确保的仅是在自己的周边和后院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证安全，因为他们仍然面临大陆的问题：他们在陆地上有14个不同的邻国，所有关系都必须小心处理。所以，海上安全及海军影响力，只是他们需要处理的庞杂问题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非常有趣的是，在冷战结束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体现了他们对大陆需求的充分理解。他们在冷战结束时选择优先保护大陆边界的意识，绝对是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的经典做法。直到今天，当我们考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亚未来问题以及与伊朗和中东跨越中亚的联系时，这一点仍然意义重大。所有这些都与英美海上霸权所能应对的世界截然不同。
事实上，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成为了全球单一的超级大国，它原本希望能够掌握更大的陆权，如果他们能够进入中东，完全控制中东局势，就可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为此，美国采取了非常危险的行动，它进入了北非和中东，最远到了阿富汗。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海上利益，而必须同时参与陆上利益。但很明显，美国在大陆上的冒险并没有成功，最终不得不承认陆地不是他们可以轻易控制的，现如今，它甚至更加依赖海上霸权。
中国别无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拥有足够海军防御的陆地强国，以照顾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生存利益。如今的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既要参与大陆事务，又要参与海洋事务。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中国人的核心议程，为此，他们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之时，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已持续了至少15年。他们的经营很多时候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总的来说成败参半。此前，当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时，不论是国企、私企还是混合制企业，实际上都在进行对外投资，特别是在西方人不感兴趣的领域。这些领域在西方人眼中要么是无利可图，要么是盈利机会非常不确定，建立稳定运营过于困难，然而，许多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中国商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这些领域。
南宁打造面向东盟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图源：视觉中国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企业的所有冒险还没有一个总的名字。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企业出海有成有败，并对其中一部分企业采取鼓励政策，但并没有形成聚焦。笔者认为，本届中国政府已经彻底认识到中企出海可以愈益整合成一项以国家为中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从2013年开始，中国决定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以“一带一路”为大旗聚集起中国出海的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决定将其变成每个中国人都感兴趣的大事，每个省都必须有“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更有效或更具指导性的方式，但它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建设实际上会引起他国的警觉，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局面不再是无数冒险的中国企业家散落在各地试图赚钱，而是中国共产党突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幕后推手。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将使得人们远离自由资本主义而转向中国，这将完全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美国人借机声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整个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真正挑战，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接管。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利用债务将各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极度复杂的国家战略，其最终目的是主宰世界。笔者认为这一切都是言过其实。也可能会有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们能够将企业出海推进到这么远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或亚非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专家为政府统计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坦率地说，总体而言，人们发现中国人并没有从中赚到钱。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只是在为了继续维持经营、确保不亏本而挣扎，很多时候他们的经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谈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不能把它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开。“一路”主要是由商业利益发起的，在中国政府举起大旗后，一些战略因素被纳入其中。相比之下，连接陆地贸易的“一带”，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战略和政治意涵。从冷战结束后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始，中国人就认识到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发展其西部地区，并发展与从苏联分裂出来的中亚各国的关系。
现在，中国人意识到海军力量可以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封锁、围堵和遏制，但坦率地说，中国这个巨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中国人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依赖海洋本身并不安全，他们必须有多种渠道来接触市场和资源，他们必须学会如何运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处理陆地问题。他们仍然必须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海洋这一个篮子里。
所以，他们需要进入印度洋的额外通道，这当然是通过陆地而非海洋来实现。中国既通过缅甸的若开邦通往孟加拉湾，也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以方便获得伊朗和中东的石油。他们还试图通过陆路进入黑海和地中海，再往北完全通过陆路抵达欧盟市场，最远到达欧洲北海。甚至在我们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也有一条从老挝到泰国、再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纯陆上路线，还有进入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其他路线。它们都不依赖于海洋。
甚至可以说，他们可能希望从新的海上航线中赚到钱来支付非常昂贵的、不会让他们赚钱的陆上线路。那种穿过整个缅甸进入若开邦的做法，或是保卫从兴都库什到印度洋的巴基斯坦路线，这不仅昂贵，而且地形非常危险。中国人很现实，知道这不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笔者不清楚它们最终是否会有回报，但这是一项对他们自己的战略承诺：如果遭遇海上封锁，仍有渠道进入印度洋。无论他们有多少资源投资于新的海上航线，都必须与所有的投资和成本及其他投入的资源进行权衡，以使陆地道路变得可行和有价值。这一切最终是否会产生积极效果仍然未知，但这条新的海上航线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置于海陆联动的大背景下。
结语
这条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需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东盟，因此东盟的内部事务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东盟，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在中美竞争中，双方都希望东盟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而东盟的最优解是保持中立、谁也不依靠，只要能保持团结和持续中立，那将是理想的。但这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双方将持续努力，至少多争取一些国家支持自己，因此这对东盟来说将是持续存在的挑战之一。
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也知道美国一直很感兴趣，因为是美国人最早创造了东南亚这一概念。因此，如果中国人能够确保东盟保持自主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并将此视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东盟的中立本身就意味着进步，因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从没有任何朋友的状态开始的。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如果中国人不赔钱，并能用他们在那里赚到的钱维持其陆上“一带”的巨大成本，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中国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外交上如何运用和回应国际法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外交话语实际上很笨拙，展现出他们对国际法缺乏基本了解———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基本上不明白国际法是如何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当他们试图回应时，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很没有说服力。如何在海洋上划出边界，是中国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中国人很擅长在陆地上划定边界，但如果尚未认真考虑就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大海，就是在自找麻烦。当谈论海上界线时，声称九段线是合理的，或是用历史来解释，说服力是需要考虑的。
海外华商共话成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机遇。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一些东南亚声索者提出的类似说法同样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双方提出的边界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划出来的新线。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如何划线;那些试图划线者实际上都在制造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引用的每条国际法的真正内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了很多年试图解决海上划界问题，但实际上国际法本身对于立法者和国际法学家来说并不明确，国际法自身就构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只会使原本突出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更遑论对解决争议有所帮助。
国际法是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而创立的，但西方人自己并不遵守。其最初目的是在欧洲各国都在向所有方向扩张时，需要制定一套法律体系来逐步减少彼此的冲突。因此，它只适用于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欧洲列强，而对于任何东方帝国来说都不适用。
对此，美国人比中国人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他们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东亚和东南亚都是在最近才开始学习国际法的，然而往往意识到它实际上构成了对自己利益的掣肘而非伸张。
1945年后成立的新国家大多在学习如何在这个国际法的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国际法的国家早已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当然也以某种方式定义了法律。因此，我们应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方式来看待国际法的功能，在使用国际法的方式上实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问题。例如，即使中国以完全合法的方式使用它，那些当初没有参与这项国际法创制的国家，仍会感到十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