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现“荣世子宝”金印等珍贵文物

微信公众号“国家文物局”11月16日消息，本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万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近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发掘现场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

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2022年1月至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已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8000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6万余件，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出水实物，确认遗址的性质是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于1646年发生江口之战的古战场遗址，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从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保护研究来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江口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本次考古发掘，拓宽了我们对遗址内涵的认识。

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遗址内还出土了9万余枚历代钱币，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柳叶形青铜剑

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很接近发生地点。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银锭出水照

“荣世子宝”金印

此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厘米、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厘米、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厘米、宽4.16厘米、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我们还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RTK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考古工作科学、有效地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接下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将持续开展，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也在拟定中。虽然已基本确定了遗址的南部边界，但北部边界的确立还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表示，相信通过不断的精细发掘、科学规划、系统保护、深入研究，对遗址范围、内涵、价值会有更清晰的认识。